我国共同犯罪的体系归属及解释论建构

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体例,形式上既不同于单一正犯体系,也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其本质,理论上存在单一正犯体系与双层次正犯·共犯区分体系的争议。以共同犯罪体系的本质特征为基点进行考察,发现上述争议观点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根本上都属于单一正犯体系。鉴于单一正犯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合理解决的重大疑问,应将我国的共同犯罪体系归属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至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形式上的差异,则需要通过解释论的建构来消解。     

论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帮助自杀行为”——以我国“孝子弑母案”为例

本文由“孝子弑母”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科处刑罚为切入点,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分析了帮助自杀行为不同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也不具有间接正犯的性质.根据实行行为的定型性理论,厘清了“复杂的帮助自杀行为”和“单纯的帮助自杀行为”两种样态,认为只有“单纯的帮助自杀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助自杀行为.基于对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刑法谦抑性和情理法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帮助自杀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在我国不应作为犯罪来科处刑罚.     

浅析承继的共同正犯

承继的共同正犯是共同犯罪在法理上的一种分类,也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较之于普通的共同犯罪,它在主观形态和客观行为上都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针对承继的共同正犯是否可以成立以及若成立如何界定它的适用范围和责任承担等问题,国内以及国外的刑法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目前我国关于承继的共同正犯的研究也不够健全,细化地研究这一理论无疑更利于指导司法实践。现本文对这几个争议焦点予以简要评析。     

试论间接正犯的着手

间接正犯的认定标准问题在理论界的争论一直都存在,因为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与一般实行行为的着手表现有所不同。本文仅从一般实行行为的着手、间接正犯的着手两个方面分析二者的特点。     

论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历史沿革和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在共同犯罪中,共犯人之间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而实施了共同谋议之行为,这在日本刑法学有一个独特的概念叫共谋共同正犯。由于司法实务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其关注也日益增多。为了对此种形式的共同犯罪深入了解,文章从实际司法案例入手,梳理日本相关判例法制史和该理论发展脉络,并对其在中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引入的必要性和共谋共同正犯的法律性质和刑事责任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浅论

结果加重犯是故意实施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结果以外的重结果,刑法对重结果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存在两种类型,即基本犯为故意,重结果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纯正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为故意,重结果也为故意的结果加重犯(不纯正结果加重犯).前者不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而后者可以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     

简论领事裁判权制度的产生演变与消亡

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领事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领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湮灭;它是领事制度有了一定发展而又不够发展的法律现象。领事裁判权经历了古典形态即相互的领事裁判权、近代形态即片面的领事裁判权。片面的领事裁判权是领事裁判权制度的畸形发展,损害驻在国的司法主权。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它的撤废标志着片面的领事裁判权寿终正寝。     

试论间接正犯承认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

间接正犯并不是正犯概念诞生时就内含的部分,而是随着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的发展,对正犯概念的一种补充和完善;作为间接正犯存在的理论依据,较为适当的应是从利用人和被利用人两方面出发,既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又能体现间接正犯本身特性的"工具理论"。     

片面共犯

在我国刑法中,虽然还没有将片面共犯列入共同犯罪领域,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现实的案例。众所周知,立法领域都是为实践服务的。之所以立法就是因为在社会上有犯罪现象存在,因此立法才有存在的价值,然而,片面共犯在实践中也存在,因此片面共犯也有研究的价值。     

特定关系人受贿案件中若干问题探析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刁某,原北京市地税局某处副处长。刁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负责北京市税控机招标的职务便利,收受北京某科技公司总经理李某以"返点"方式支付的贿赂款总计达184余万元,并帮助该公司在北京市地税局招标项目中顺利中标,刁某为了隐蔽该笔贿赂款项的来源,通过其朋友周某开办公司,并由周某的公司与李某的公司签订所谓咨询协议,由李某的公司以咨询费的名义将贿赂款支付给周某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