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对片面发展观的理性批判

闭关锁国谋求现代化的西方参照、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洋教条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形而上学,干部评价制度的偏颇,此四者的结合导致片面发展观在我国的实际存在,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文化建设产生种种消极影响,甚至严重危害。批判片面发展观,清除其影响,则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前提。     

正犯的概念及其发展

正犯的概念是解决正犯与狭义共犯区分与否及其分界标准的前提性问题,这是犯罪参与理论的核心问题.刑法释义学基本上形成了包括单一正犯概念、二元论、扩张的正犯概念和限制的正犯概念的形式正犯概念、以犯行支配理论为根基的实质正犯概念.     

教唆犯形式新释

建立在主观违法论基础之上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排除在违法与犯罪研究之外,导致教唆犯囿于共同犯罪人之内,但是我国刑法典更多地是从社会危害性独立性的角度规定教唆犯的可罚性,导致传统理论不能合理地解决现实中教唆犯的定罪与量刑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客观违法论的角度重新界定教唆犯的形式。     

发展观的转向：走向以人为中心

发展是硬道理,这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共识。同时,在这种发展话语的背后,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我们要追求何种发展,发展又是为何。国际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过渡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追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     

关于片面共犯的理论探讨

片面共犯在中外刑法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文章支持片面共犯的观点，认为片面共犯具有存在的哲学依据、刑法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并且对片面共犯存在的范围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进行了论述，指出肯定片面共犯理论对于完善我国的刑法理论、指导司法实践有积极意义。     

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

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共犯体系的立法存在着"单一制"与"区分制"两大类型。中国刑法中的共犯体系在解释论上可归结为区分制,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亦是中国共犯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德、日刑法中,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具有同时解决参与人的定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此种单层区分制下,重视参与人在不法事实实现过程中的实质支配力或作用大小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重要作用说有其论理上的妥当性。中国刑法对参与人同时采用了分工和作用两种并存不悖、功能各异的分类标准。分工分类标准下的正犯与共犯旨在解决参与人的定性及其间的关系问题,而不直接决定和评价参与人的刑罚轻重,承载量刑功能的是作用分类标准下的主犯和从犯。在这种双层区分制立法模式下,正犯与共犯的界分宜采以构成要件为轴心的实行行为说。     

共谋共同正犯论

在实行行为与共犯理论实质化思潮影响之下,日本刑法对共谋共同正犯的争论早已由"是否当罚"转为"如何处罚"的问题。在我国研究共谋共同正犯,有助于构建精细化的正犯与共犯区别理论,实现对主犯核心共犯体系的反思,并推动我国犯罪论体系阶层化的前行。对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应从客观上对其条件进行细化,以尽量限定其处罚范围。二人以上共谋事实的存在,是其责任要件;实行的必要性及共谋者对实行行为的实质分担性,是其客观违法要件。共谋共同正犯实行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法理;实行者既遂时,共谋共同正犯亦应负既遂罪责任;共谋共同正犯具有独立的被处罚性。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对实行行为扩大解释的结果,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论片面共犯的成立依据

片面共犯能否成立,是刑法理论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本文以共同犯罪主客观相统一理论为基础,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和共同犯罪构成要件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认为片面共犯是能够成立的.     

身份犯之正犯认定的透析与批判

无身份者究竟能否成立身份犯之正犯,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学理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与"折中说"。"肯定说"与"折中说"存在诸多问题,不应被视为正确的解决路径;而"否定说"尽管在结论上是正确的,即无身份者绝对无法成立身份犯之正犯,但是该学说难以解决行为因素在复行为犯领域的障碍。因此,必须对"否定说"进行修正,即无身份者之所以不能成立身份犯之正犯,原因并不在于"实行行为属于身份犯所独有",而在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在实质的不法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不得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和"与他人建设一个共同世界"的积极义务。     

如何准确认识新时代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凝聚全体中国人民、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舆论场上仍对爱国主义存在一些片面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在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主义特质基础上,澄清理论误解,以爱国情感的理性表达,守护好新时代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