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地方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比较分析

地方公共物品是相对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言的,除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还有其他类型公共物品所不具备的特性。本文将突破地方公共物品分析的一般形式,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各自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多维度分析

制度分析学派通过不同制度的交易费用状况的比较,对各种制度的特征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但是,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来说,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特征导致的交易费用的复杂性,不能在单一维度的视角下笼统地仅考虑费用的数量大小,由此来评判制度安排和公共决策的好坏.因为除了信息不对称因素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以外,有相当一部分被视为诱发交易费用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体现和保证物品的公共性,这些费用表现为公共协商的成本和对损失方补偿的费用.试图从多种维度对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交易费用进行分析,不仅对信息不对称如何产生交易费用进行了描述,还对公共协商和对损失方补偿产生的费用所表现出的公共性价值进行了解析;并借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广义宪政经济学理论,探讨了交易费用的最优解;最后倡导建立具有公共性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现.     

加快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立法步伐势在必行

当前 ,涉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大问题。频繁发生的重大爆炸事故、爆炸犯罪以及非法生产、销售爆炸物品活动 ,说明 1 984年修订颁布的现行《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该《条例》存在行业归口管理部门多头分散 ;生产、流通计划审批管理机制僵化 ;部门垄断和流通企业经营行为政府化 ;安全管理职责不清 ;对违法、违规行为列举不全、处罚偏轻等问题。制定出台爆炸物品管理法或修订原有条例已经迫在眉睫。在立法中应坚持市场导向、积极预防、从严管理、服务生产、保障安全原则 ;坚持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维护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相一致原则、许可管理的原则、从严惩处的原则。     

虚拟物品市场与政府介入

虚拟物品是在虚拟网络游戏中使用的一种无形物品。虚拟物品市场是网络游戏一级市场下的一个新兴二级市场。虚拟物品市场既受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市场机制的调节,也与这些规律有一定背离。政府对于虚拟物品市场介入很少,政府规制重点应该是对运营商的进入、退出的监管和虚拟物品产权的界定。     

甲基苯丙胺制毒物品和管控研究

随着麻黄素和1-苯基-2-丙酮等制毒物品被列入管制,不法分子开始采用3-氧-2-苯基丁酰胺、3-氧-2-苯基丁酸甲酯等多种新制毒物品先合成麻黄素或1-苯基-2-丙酮,然后合成甲基苯丙胺.通过分析3-氧-2-苯基丁酰胺、3-氧-2-苯基丁酸甲酯等多种制毒物品在和成甲基苯丙胺上的应用,并参照国际列管现状,建议将3-氧-2-...     

农民合作的一个博弈分析框架——西江洞村传统路会的个案分析

中国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合作是农民取得自身利益不受侵蚀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农民自身条件的限制以及经济人假说下的"搭便车"现象,中国农民合作历来并不顺畅。本文以湖南省平江县西江洞村传统路会为分析个案,运用进化博弈理论中的单群体模仿者动态模型对农民合作行为进行剖析,研究表明:通过促进农民合作的传统价值观的实现,以改变农民合作中囚徒困境的支付水平,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的农民,其行为将最终收敛为合作。即促进农民合作的传统价值观的生成将是达成农民合作的重要方式。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放射性物品运输的安全管理,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环境,促进核能、核技术的开发与和平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制定本条例。     

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能力及政府的作用——以德国环境标准化协会为例

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特征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公共物品,并因此履行着“为国家减负”的功能。德国环境标准化协会的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履行这一功能的前提是克服它所面临的一系列组织问题,而这反过来又需要政府发挥“为协会减负”的作用。政府与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制毒物品法律管控的现实问题与完善对策

对制毒物品进行管控是控制毒品犯罪源头的有效出路,现行制毒物品的法律管控模式为"刑事规范+行政法规范"双重管制模式,但分析制毒物品犯罪趋势,仍需加强管控力度,完善管控对策。制毒物品概念不明、管控的相应行为存在缺失导致其管控范围不明确,应当进行概念明晰和罪名增设;关于制毒物品的法律在衔接上存在断层问题,可通过设置行政前置和提炼统一规范解决;对于制毒物品的数量认定存在问题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处罚设置存在的问题包括行政处罚与刑罚两方面,可分别通过统一规定与调整罚金刑设置解决。     

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

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对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的制衡常常是低效的,甚至以失败而告终。本文借助集体行动的理论,试图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通过对中国战国时期六国抗秦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文章指出,国家间的猜忌与不信任、公共物品本身的属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等一系列集体行动本身所固有的困境,是造成反霸失败或低效的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