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涉企疑难杂症 助力民营企业“减负”——安徽实现三级商会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

2020年10月28日上午,安徽省滁州市两家企业因拖欠工程款、材料款产生纠纷,在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派驻南谯区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站接受调解。在调解员蒋晓云耐心专业地释法说理下,仅仅1个多小时,困扰两家企业许久的难题就迎刃而解。     

骗奸案中被害人错误同意的效力分析——以“行为类型区分说”为基础

相较于以暴力、胁迫为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骗奸行为类型多样,司法认定标准模糊。强奸罪本质特征为“未经被害人同意”,以“肯定性同意模式”为其认定规则,被害人同意的效力关乎行为犯罪构成。以“欺骗”为主观标准说存在混淆主客观判断、动摇构成要件定型性机能的弊端,以“法益关系错误说”及其各种修正的客观标准说在瑕疵同意的效力判断上存在逻辑涣散、立场不明的问题。应以“违法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为基本立场,将骗奸行为分为恐吓性欺骗、一般性欺骗与职业性欺骗,以欺骗类型为标准,以“行为类型区分说”为基础,可以适用不同的判断规则。     

德国诉讼标的理论述评

诉讼标的理论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实践证明,我国在诉讼标的理论方面的长期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相反,德国的诉讼标的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从旧实体法说到诉讼法说,再到新实体法说,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系统的体系。本文主要对德国有关诉讼标的的学说及其产生的背景作一简要阐述和评价,以期对我国诉讼标的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     

从单向赋权到二元交互:再论刑事协商的内涵

厘清"协商"这一基础性概念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实施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协商在不同语境下被赋予的内涵各不相同,但协商总是包含了一系列的交互过程。自协商引入刑事诉讼后,便捷性与高效性成为了刑事协商的首要特征,但其更蕴含了刑事诉讼构造的嬗变,不仅对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标志着刑事诉讼领域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深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刑事协商之形成具有深厚的刑事法学理论基础。由单向赋权到二元交互是刑事协商的发展方向,应以保障"权力—权利"的实质交互为目标,构建平等理性的法律商谈情境,通过司法实践诠释刑事协商之本质内涵。     

北宋廉吏梅挚与其《五瘴说》官箴

梅挚是《宋史》所记载北宋中期的清廉良吏之一,为官32年,文章政事卓然有声。正己修身的同时亦身体践行勤政爱民。梅挚撰写成《五瘴说》,为从政为民提供了修身立世的官家箴言。《五瘴说》为古之药方,其刻石流传至今,仍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官家药石”。     

区块链智能合约场景下共犯归责逻辑的应对与重塑

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社会整合进程,以智能合约为载体的新型共犯样本呈现出异化形态,对此传统共犯归责模式面临"去中心"环境下网络平台的监管弱化、"假名主义"环境下交互主体的参与虚化、合约主体意思联络"单向一次性"的归责困境,需在尊重数字逻辑的前提下联动调整共犯归责逻辑,以实现智能合约共犯归责范阈的外限界定与内限梳清.在外部界...     

“说真话”是文艺批评的“良心”

正繁荣文艺创作、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都离不开文艺批评。盖因"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导风尚的重要力量"。然而,文艺批评必须"说真话"。"说真话"是文艺批评的"良心"。文艺评论的现状需要"说真话"。目前,文艺批评总体是好的,但"不说真话"的现象大有存在。一     

涉农领域共同职务犯罪定性研究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骗取公共财产提供帮助,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是典型的渎职行为。具体罪名适用涉及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如何定性的问题。基于共犯的本质在于"行为共同"而非"犯罪共同"的立场,可以适用不同的罪名。而有无特定身份则需要根据行为人是否参与到具体行为情境中去判断。同时,对涉农领域的共同职务犯罪,在事实维度上仔细区分不同的事实情状,对于厘清行为人的行为身份进而确定适用不同的罪名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定量因素与主观罪过关系论纲

行为认定为犯罪的过程中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对客观的犯罪定量因素具有认识;这一认识首先是事实层面的认识,事实性认识是基础,其次才是规范性、评价性认识;这种事实认识应该以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为基础进行判断,不能凭借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水平予以推论。犯罪定量因素认识错误属于刑法中事实错误的范畴,司法处理应当遵循具体分析的原则,对积极的认识错误根据"具体危险说"加以判断,对消极的认识错误在能够排除过失的前提下一般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