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者要注重“沉没的声音”

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对于维稳大有好处。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浅谈潜在犯罪人群的分类及预防其违法犯罪的方法

社会中的潜在犯罪人群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因素,预防这类人群的违法犯罪,对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人们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根据潜在犯罪人群的不同类别进行不同方法有针对性的预防,不仅可以使预防工作更为有效开展,而且可以巩固预防成果。     

“特定问题调查”的立法完善与实践探讨

特定问题调查权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赋予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监督法还专设“特定问题调查”一章,对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主体和范围、调查委员会的组成和权限、调查报告的提出和审议等,作了全面的、统一的规定.然而,这一刚性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却少有运用;也可能基于此,“特定问题调查”等人大刚性监督手段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还特别强调要“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下面,笔者理论结合实际就激活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谈一管之见.     

美国1787年宪法背景探析

美国1787年宪法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章从人的特定性与发展历程的特定性两个方面分析了该宪法产生的独特背景.从人的特定性上看,它反映了清教徒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体现了制宪者的阶级属性,即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蜕变;从《独立宣言》制定者到《宪法》制定者历史地位的迁移;实现自由的向往者向自由的实践者飞跃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也对发展历程的特定性从中央与地方及中央政府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     

我国有组织犯罪经济导向的实证分析

组织性是有组织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原因，而作为结构稳定的规模化的组织，经济导向就是犯罪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组织犯罪人成立、参加犯罪组织的目的不在于犯罪组织本身，而在于通过犯罪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犯罪组织内部的规范作用以经济利益为根基。根据中日有组织犯罪合作研究项目的调查结论，有组织犯罪人之间多为同乡关系、同事关系、同监关系，这说明了有组织犯罪人之间的稳定关系不只是基于长期交往形成的了解和信赖，更在于共同的经济利益目的。初级形态的犯罪组织暴力特征凸显，但暴力并非有组织犯罪的唯一手段和必要特征，犯罪组织视经济目的要求运用犯罪手段，高级形态的犯罪组织不通过暴力也可能实现目的。针对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导向，提升底层群体经济地位，完善相关刑事立法，是防控有组织犯罪的有效途径。     

贫富差距之下“富人税”成政府增收利器

2014年10月6日．瑞典财政部长安德森表示，该国政府打算针对国内年收入超过60万瑞典克朗的高收入人群．提高其所得税税率．以补贴因对退休人群减税所带来的税收收入差额。此言一出引发瑞典各界广泛议论。     

反恐时代的定力

<正>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明显进入暴恐活跃多发期。暴恐活动不仅迅速从新疆一地蔓延至北京、昆明等内地重要城市,且在疆内也呈现出频率更快、烈度更大、手段更残忍等特征。人们明显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反恐时代"。针对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包括在全国范围加强安保措施,给基层警察配发实弹枪支,给予现场人员更多     

以毒攻毒:犯罪控制的风险模式

以毒攻毒的犯罪控制是与传统的"以药解毒"的犯罪控制相对应的隐性模式。"以毒攻毒"蕴涵着"正邪转化"的哲理,自古以来就被我国统治者所重视并采用。在实践中存在着四种以毒攻毒模式,每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变异的风险,即不仅不能解毒,反而损害机体自身。因此,以毒攻毒的控制模式实质是风险模式,有必要提炼出引发风险的相关因子并设法消除,保证这种风险模式能够取得正向收益。     

探索社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加强社区灾害风险管理项目”执行纪实

正"加强社区灾害风险管理项目"以开发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组织"以社区为基础的灾害风险管理培训班"为切入点,通过培训提高社区主体人群对灾害风险管理的认识和能力,通过试点社区指导带动和扩展新的社区,体现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两年的实践证明,推广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培训课程是加强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从培训培训者着手提升社区灾害风险管理能力是切实有效和可行的做法。     

关于法律援助受援人分担费用制度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四):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

正法律援助受援人分担费用制度,是指具有一定支付能力却又无力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受援人,就其本人所接受的法律援助服务,按照其经济状况,与由政府出资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共同分担一部分法律援助办案费用的制度。实行受援人分担费用制度一般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一是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构建得较为完善;二是政府对法律服务的管理规范,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服务收费指导价格;三是国家征信和收入财产查明制度基本完善;四是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