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传统文化 重塑人际普遍信任

近十几年来 ,信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结构中缺乏普遍信任机制 ,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的论点 ,笔者认为 ,这里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误解。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普遍信任成长的因子 ;二是中国人对陌生人和外人极度不信任或者说根本不信任。最后 ,提出了建构信任的三大要素。     

日本量刑理论中的责任问题

<正> 一日本刑法理论中的"责任"达一概念,贯穿于定罪与量刑。在犯罪论中,责任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并列而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之一。在量刑论中,责任则被视为决定刑罚量的基础或根据。从这里引申出近代刑法的重大原则之一——责任主义。共含义有两个方面:(1)无责任则无刑罚,(2)刑罚必须与责任相均衡。     

论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趋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对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公平保护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由于跨国公司内外部关系及其责任承担的特殊性 ,从而需要对破产债权人采取特殊的救济措施 ,这样 ,从属求偿、揭开公司面纱以及实体合并等救济理论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另外 ,在跨国公司破产的域外效力方面 ,因普遍性原则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且更能体现对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 ,应该引起理论界更多的关注     

产品安全注意义务研究

产品安全注意义务是侵权行为法上一般安全注意义务在产品责任中的特殊表现,已为大陆法和英美法各国所肯定,欧盟92/59号[产品一般安全]指令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安全注意义务.产品安全注意义务可分为提供产品前的安全注意义务、产品销售中的安全注意义务和产品提供后的安全注意义务.我国法律缺乏对产品提供后安全注意义务,如售后警示义务和产品回收义务的规定,应通过相关法律的修改予以完善.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模式和发展建议

资产证券化是世界金融领域里重大的金融创新和极具活力的金融工具,在近三四十年来取得迅猛发展.我国今年正式启动了资产证券化试点,但存在一些法律障碍和制度安排的缺失.需要分析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模式,提出目前资产证券化在一些重要环节还存在的问题及克服这些障碍的相关建议.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限的演变历程

1955年,在时隔10年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召开党的八大。然而,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如有代表半数党员以上之党的地方组织要求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必须召集之。"对于为什么间隔这么长时间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1955年3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作结论时曾讲:党的代表大会,     

内江东兴区：“4＋4工作法”激活“神经末梢”

面对面服务＋点砘董交流，向老弱病残人群宣讲中国梦。组织全区495个基层站点管理员．深入农村、医院、敬老院、福利院、特殊学校等，针对年老体弱、疾病残疾等人群，采取上门一对一服务、点砘占’交流的授课方式，讲解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和美好愿景。     

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1.2011年8月1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43号公布2.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保证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卫生质量,保护消费者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之；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王朝案”中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

"王朝案"的发生引发了三个证据法上的疑难问题:一是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侦查人员无管辖权取证的效力问题;二是瑕疵证据的补正和合理解释"度"问题;三是证据采信的公正性问题,尤其是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应否公开质证的问题。从证据法理上讲,侦查机关虽然违反管辖权而取证,但若并未侵犯被追诉人公正审判权,所获证据自无排除之必要;瑕疵证据的补正或合理解释"度",以确证瑕疵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已足;特殊侦查措施所获的证据材料,虽然可以不向公众公开,即实行不公开审理,但却必须向辩方公开特殊侦查的结果,并允许辩护人参与该证据的质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