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涉网诈骗犯罪案件的态势、侦查取证困境及对策探究

当前,新型涉网诈骗犯罪案件正处于势能集中释放期,近年来已成为刑事发案中升幅最高、涉案损失最大的新型犯罪,具有受害面广、涉及范围大、涉案金额高、手段智能隐蔽、集团化产业化等明显特点。针对对其打击存在的侦查难、取证难、追赃难等突出问题,公安机关应优化从赃款、工具、手法等作案条件入手的侦查途径,完善摸底排队、查询冻结、电话技术侦查、网络侦查等相关信息化数据侦查措施的应用。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概览与立法目的探究

持有型犯罪作为犯罪的一个学理类型,已经获得了刑法理论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但围绕这类新型犯罪所展开的各种理论纷争仍在进行当中。要更好的了解该类犯罪的历史渊源、理性依据以及时代价值,就必须对持有型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活动进行一个纵向的历史性探究以及相关刑法精神的解读,进而挖掘该类行为在当今时代被刑法设置为犯罪的立法目的所在与司法实践价值。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客观原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劳动力过剩和人口密集、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规则不完善等经济原因,流动人口管理处于失控状态、基层政权控制力量相对减弱、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击不力、严重落后的教育状况等社会原因以及政治腐败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能够满足组织成员的合群心理、归属感和成就感,减轻组织成员的罪恶感,并满足组织成员日益膨胀的犯罪需求。     

网络犯罪立法探析

网络犯罪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加快网络安全刑事立法步骤,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社会的正常秩序越显必要。     

浅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属性

黑社会性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特有的社会属性。它是因果关系最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严肃的政治问题。认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属性,对黑社会性质犯罪进行定性研究,是解决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的前提条件。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的重构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欠缺周延,难以应付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犯罪态势。重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刻不容缓,应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加大对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将贿赂内容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加重财产刑,充实资格刑;由检察机关统一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设立污点证人制度,瓦解商业贿赂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加强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酷刑性质探析

从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酷刑定义入手,对酷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三点结论,即酷刑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酷刑是一种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现代酷刑是一种犯罪。作者希望通过对酷刑性质的挖掘,加深对酷刑行为的理解,促进反酷刑目的的实现。     

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以2019—2022年102例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

随着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态势愈发严重,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引入权威网站公开发布的2019—2022年102例网络性侵儿童犯罪典型案件,全面梳理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类型和特征,深入剖析犯罪脚本和罪因机理,积极探寻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治理之策。应完善相关立法,丰富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措施,提升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力度和效率,使犯罪人不敢犯;加强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被害预防意识和能力,完善多主体协同机制,使犯罪人不能犯;强化犯罪前的法治教育,优化犯罪后的矫正教育,使犯罪人不想再犯。     

利益均衡视角下数据产权的分类分层实现

数据产权是经济学和法学学科交叉背景下的复合问题,面临着学科逻辑范式的冲突以及效率与权利(益)的本位偏异,这也是数据产权研究分歧不断的原因所在。从分歧的起点出发重新寻找数据产权问题的共识域,发现以利益均衡为连接点,平衡效率、人权、公共三重价值取向,才能实现数据产权的规范性整合。传统“个人—企业”二元主体的类型化标准无法有效回应数据产权的复杂场景和利益冲突,应当构建起“数据属性—主体类型”的复合分类标准与“阻断触发”的分阶段判断要素相结合的“2+1”数据产权分类架构。同时,在类型化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数据框架性产权的法律弱保护与均衡约束,相应设定产权实现的负担条件和边界限度,以数据使用权利的适度扩张与激励相容促进多主体数据产权联结,以数据收益公共产品化与数据课税推动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进而实现数据产权的最优配置。     

走私犯罪中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破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了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客观行为方式、主观“明知”等构成要件和罚金刑内容,与此同时,反洗钱的司法适用规则也随之改变。当前,走私犯罪及其衍生的洗钱行为的认定,存在罪数认定缺乏统一标准、洗钱犯罪起始时间节点及其上游犯罪认定过于复杂等困境。为破解这些困境,司法机关应从刑法规范的体系和整体解释出发来判断走私所得的接收和处置行为与“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关系、下游行为与走私犯罪行为的关系,从而作出罪名认定和罪数评价。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时,不能要求其对某一具体上游犯罪的罪名具备明知。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应包括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一切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