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情境预防

犯罪的情境预防是指在具体的时空内有效控制犯罪目标以减少犯罪机会的犯罪预防方法。其内容包括犯罪对象预防和犯罪环境预防。犯罪对象预防通过对易遭受侵害的对象予以物质性加固增加犯罪的难度以减少犯罪 ;犯罪环境预防包括环境监视和环境设计管理。     

先秦儒家犯罪预防和社会控制

先秦儒家思想家运用朴素辩证法和早期系统论的思维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道 ,其中关于犯罪预防和社会控制的思想尤为值得现代社会的综合治理用以借鉴     

犯罪成本与犯罪预防

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犯罪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呈现出量多面广、社会危害日益严重的趋势。根据经济学的观点,那种不计成本的犯罪预防手段已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弃儿”。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研究犯罪成本,积极做好罪前预防工作,从而达到犯罪预防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效益最优化”。     

略论反腐败与青少年犯罪预防

来自家庭、社会、司法部门的腐败现象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一则上行下效,误导人生;二则恃权卖法,后患无穷。     

面向复杂治理场域的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及其整合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方式,公共行政实践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治理场域。在当前的公共行政领域中,到处充斥着决定论特征的机械机制,试图运用分割、隔离以及控制的管理方式来对治理场域进行类型化与模式化统治。作为对这种远离复杂治理场域的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的批判与超越,阐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公共行政叙事分别从公共行政实践主体及其意向性行动和公共行政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角度,试图揭示和建构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状况。这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全钟燮提出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二者的整合,对探索后工业社会之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幸福思想:从虚幻到现实的超越

在宗教的批判逻辑中,马克思实现了幸福主体从神到人的超越,幸福场域从彼岸世界到现实生活世界的超越,幸福实现手段从神的救赎到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马克思幸福思想彰显了其作为一种积极的行动哲学的全部价值旨趣,即现实的人是获得幸福的实在主体,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实现幸福的真实场域,人的实践活动是创造幸福的现实手段。马克思主张抛弃来自虚幻生活镜像中的满足,以理性的生命力量直面人的现实生活,以主体的积极实践创造幸福生活。     

农民上访诉求的三层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的再阐释

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维权范式和治权范式都注意到在官民互动博弈的过程中上访农民的"正当性言说"非常复杂,基层政治正在迈向"博弈性政治"的发展阶段。借用场域理论,综合两大范式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农民上访诉求的三层分析法:农民的初始性上访逻辑主要体现为求援型政治;官民互动中的农民上访逻辑正在从"抗争性政治"向"博弈性政治"转变;而进京农民的上访逻辑则基本上又体现为求援型政治。因此,农民上访问题的研究,应该区分出研究对象所处的实践场域,场域不同,农民上访诉求的逻辑不同,折射出来的政治运作机制也有不同。     

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的治理之道——基于公共能量场视角分析

当前,地方各类环境决策短视行为是诱发大量环境问题的根源。然而,受制于转型期的经济导向、决策文化及决策体制机制等因素,加之环境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难以根除。在科层治理失灵的情况下,现实中由理性环境抗争运动和基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形塑的公共能量场,通过场能量的激发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预防和纠正决策短视之功效,基于公共能量场的治理初现端倪。因此,公共能量场提供了破解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困境的治理之道,但从当前看仍需要为之提供配套条件。     

身体活动与符号演进

本文将符号活动放入身体现象学的视野考察。身体是人类生存的起点,我们必须吃喝穿住才能生存下去。而劳动使生存活动获得更高形式,在劳动中,身体活动转化为符号化的形态。以符号为中介的科学活动在反映对象时表现为脱离身体的语义信息,而主体在使用符号的交往实践中产生语用意义。语用是在语境中意义的扩展,实质是符号在身体场的语境中汇合成实践观念的系统。符号的语义信息似乎排除了语境关系,而实践观念意味着符号抽象的语义性质在身体场中转为具象、感性的语用意义。这也是身体维度的整体形态,是知情意在实践过程中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