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犯罪中的“重大损失”问题探讨

尽管我国刑法设置23个条文对渎职犯罪作了详尽的规定,现实生活中也发生着为数不少的渎职犯罪,但渎职犯罪的实际查处情况却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无法回避刑法理论对渎职犯罪研究不够深入这一现实。有关渎职罪的罪过形式、罪数形态、因果关系等都是普遍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期我们邀请了部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重点对渎职犯罪的法条关系、渎职犯罪的共犯问题、渎职犯罪的犯罪形态以及渎职犯罪重大损失的认定等一般问题展开研讨,以期准确适用法律。     

转化型抢劫罪共犯及既未遂的认定

转化型抢劫罪属于真正身份犯，其共犯问题，应坚持法益概念和共犯从属性观点，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未遂，应以实施暴力、胁迫之后是否取得财物为判断标准。     

浅析赌博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赌博罪,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与处理赌博犯罪案件常常会出现一些疑难问题,尤其是随着网络赌博犯罪的出现,关于赌博罪的认定,赌博罪共犯的认定,赌博活动中涉及其他犯罪的处理等问题疑难较多,只按照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应参照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以更有效地打击和遏制赌博犯罪。     

共同犯罪的想象竞合犯问题研究

共犯的想象竞合犯是共犯与罪数形态的交叉领域,共犯在本质上是共同的故意,想象竞合犯本质上是实质的一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是指二人以上基于共同的故意实施一个共犯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客观上实施了共同故意支配下的一个共犯行为,主观上对触犯的数个罪名都是故意。在定罪和量刑上应兼顾共犯和想象竞合犯的特点,将共犯的定罪量刑原则和想象竞合犯的定罪量刑原则相结合,正确认定其刑事责任。     

准中止犯若干问题研究

准中止犯问题是在刑法理论中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在构成要件上有自己特有的成立要素。理论界一般认为对中止犯应减免处罚并为之找到了减免处罚的理论依据,但对准中止犯减免处罚的依据却鲜有论述。在共同犯罪中,准中止犯的成立和对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划分也有着自己的特色。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准中止犯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美国刑法共谋者替代责任规则之演进述评

共谋者是否对共同共谋者实行的实体犯罪承担替代责任,美国刑法以平克顿案为分水岭,经历否定论→基本肯定论→实质限定论的演变历程。类型弱化标准是可合理预见性标准的重述,可能无法确保对平克顿规则的严格限制。事实弱化标准或超出轻微参与标准,更有利于限制共谋者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将轻微参与共谋而与实体犯罪的实行存在弱化关系的共谋者排除在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之外。事实弱化或超出轻微参与标准,对我国处理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文化民生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塑

付蓓、韦怀远在《人民论坛》2011年第9期(中)撰文指出,"文化"和"文化民生"的内涵。什么是"文化",这是一个分歧比较大的问题。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文化"是文治教化的意思。文化概念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定义,据统计,自20世纪以来,有关"文化"的定义至少有200多种。总的来说,关于"文化"的概念可     

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

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共犯体系的立法存在着"单一制"与"区分制"两大类型。中国刑法中的共犯体系在解释论上可归结为区分制,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亦是中国共犯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德、日刑法中,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具有同时解决参与人的定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此种单层区分制下,重视参与人在不法事实实现过程中的实质支配力或作用大小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重要作用说有其论理上的妥当性。中国刑法对参与人同时采用了分工和作用两种并存不悖、功能各异的分类标准。分工分类标准下的正犯与共犯旨在解决参与人的定性及其间的关系问题,而不直接决定和评价参与人的刑罚轻重,承载量刑功能的是作用分类标准下的主犯和从犯。在这种双层区分制立法模式下,正犯与共犯的界分宜采以构成要件为轴心的实行行为说。     

如何认定事后抢劫的共犯——以白某某抢劫案为例

本文从对白某某抢劫案中同案犯韩某是否构成抢劫的共犯分析着手,结合刑法中共犯的理论,提出事后抢劫共犯的认定条件:对于事后抢劫共犯的认定,应按照刑法总论关于共同犯罪的原理认定和处理,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构建贸易防护体系

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最好武器 技术性贸易壁垒范畴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是指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广义的还包括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措施、包装和标签及标志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