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主义哲学”奠基:超越旧形而上学的新世界观——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费尔巴哈论》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因其文字通俗、简洁易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具有明确应用意识的哲学理解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何谓哲学"所作的"科学"理解,铭刻了纵深的思想史印记。重温《费尔巴哈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应用仍将具有持续的启发意义。     

和谐社会的现象学

现象学提供了一种雅俗共赏、人皆可得、把握事物与自我、内在与外在、事实与本质、真理与价值的理论方法。这在我们当前研究社主义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问题中也是可参照借鉴的理论资源。现象学的相互主体性理论立足于其认识论和价值观意义上的主体间平等观念的确立，而人格平等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体系的金观念与金规则。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揭示出理论化、科学化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潜意识形式的社会意识之间的分裂是社会危机之根源，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同样要解决这两种社会意识之间的分裂问题。     

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从人性论视角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人的道德问题方面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旨在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梳理了人性论的主要思想内涵,分析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最后提出人性善恶论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指导方针。     

理论与实务完美结合的合同法研究成果 刘贵祥著《合同效力研究》述评

合同效力问题是合同法的核心问题。实践中,绝大多数合同纠纷裁判尺度的差异就体现在对合同效力的认识差异上。可以说,一旦联系到丰富的个案,尤其是边缘性案例,很多关于合同效力的理论都失去了其解释力。刘贵祥同志在《合同效力研究》一书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致力于探讨合同效力中较为常见、极具理论难度因而也是极富理论挑战性的问题,需要有相当的学术勇气和理论品味,体现了其对民商事审判的一种关怀和担当,弥足珍贵,应值得充分肯定。     

论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与中国实践

当前,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经济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应该融入刑罚轻缓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融入,是否又有不同于他国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刑罚制度中予以体现?本期策划组织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刑罚轻缓化的提倡理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与中共七大的召开

<正>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闻名于世。"团结"是指七大在党内营造了和睦亲爱的氛围,凝聚党心,统一意志,形成群情振奋、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胜利"是说七大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在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七大的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是中共七大的主要筹备者和主持人,     

新形势下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意义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所包含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但就当前来讲,学习这篇著作,应牢牢抓住其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紧密结合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存在的实际问题,切实加强党员的自我修养,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法律场域中知识观的两种层次及其价值——基于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启示及其展开

法理学研究存在着"语言转向"的趋势,即系统运用语言哲学的智识框架来进行法学研究,随之带来了法律知识的"语言化"。源于维特根斯坦的双重哲学观,法律场域中存在着知识的"图像论"与"反本质主义观"的对立,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转向。这种知识观的对立与转向,深刻影响了法律知识结构与属性的研究。建设法治体系,实现法治文明,需要在中国语境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知识观的反思。     

防卫动机不必要论之提倡

传统的刑法理论要求正当防卫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即包含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防卫意识。然而,对防卫意识中意志因素,即防卫目的的要求,其本质是一种对动机的立法,也是一种道德立法。为了实现正当防卫的法确证功能及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法律只须要求从客观上看来,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实施了在允许限度的防卫行为,便足以成立正当防卫。对防卫动机过高的要求,一方面,存在难以探测行为人内心的弊端;另一方面,违背了正当防卫实现其法益保护的功能,不利于公民防卫权的实现。因此,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行为,便可满足正当防卫的主观正当化要求。至于防卫动机,则只是当防卫行为超出必要限度时,作为一个量刑要素予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