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的民主集中制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形塑——海峡两岸刑事法之对话CSSCI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法领域产生理论分野:前者学习苏俄,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四要件"的耦合式平面结构,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而在证明模式上,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整体主义",缺乏认知融贯性的同时忽视原子分析;后者继受德日,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三阶层"的开放性递进结构,凸显类型化思维,而在证明模式上,注重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在证明模式的初始化过程中具有"原子主义"色彩,并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过渡。作为约束实体认知与程序指引的"指导形象",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两岸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错适用之效果,也在法官认知过程中得到集中呈现。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当代中国生存论哲学研究的学术逻辑与未来走向

当代中国生存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生存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形态。当前,当代中国生存论哲学研究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即研究视角有待拓展、研究范式有待突破、研究形态有待整合与建构。鉴于此,当代中国生存论哲学研究在宏观上需要秉承范式转换逻辑、场域转变逻辑、研究认知逻辑、研究层次逻辑;展现当代中国生存论哲学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需要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当代中国”、着眼“时代发展”,在增加当代中国生存论哲学的理论深刻性和现实厚重感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道德从何而来？

如果讲不清楚道德从何而来,那么道德理论、德育理论乃至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可能是不可靠的。道德从何而来？古今中外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不过,我们需要的是科学解释即以事实为基础的理性推断。自达尔文创立生物演化说以来,在不断确凿、丰富的事实材料面前,人们越来越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离开了进化论,就认识不清道德从何而来。得益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进步,今天,科学家们能够比较信服地说明人类道德良心的起源。然而,新的问题随之产生,那就是道德究竟是出于人类（生物）本性,还是对人类本性的克服与改造？对此,本性论道德观与文化论道德观尖锐对立,达尔文、德瓦尔等与赫胥黎、道金斯等分道扬镳。基于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以及脑神经科学等的研究成果,本性论道德观能够有根有据地证明道德出自人类本性,并合乎人类本性。这既证实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联系,更有力地突显和捍卫了人类的尊严。     

超越绝望：欧文·戈夫曼的人性论与秩序观

个体化世界中的自我、互动与秩序是欧文·戈夫曼著述的核心主题,互动秩序是他毕生阐释的对象。通过描述公民社会中神圣的自我和全控机构中遭亵渎的自我,戈夫曼呈现了自我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保全自我的诸种努力,进而批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存在状态。拟剧论是个体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的另类表述,拟剧表演既是一种现代性反应,亦是商品化世界中自我的救赎与抗争方式。戈夫曼关于日常仪式与世俗宗教的论述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互动责任与伦理是维系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基石。戈夫曼持较为整全的人性观：个体表现出理性、算计的一面,他们为私利进行欺诈和表演,这充分体现出丛林法则下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个体也彼此以神圣客体相待,在人际互动中给予仪式关照。戈夫曼对人性并不抱着悲观的论调,这种人性观亦构成其互动秩序理论的基础。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