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立场的文本解读北大核心CSSCI

人民立场是《论联合政府》的基本价值遵循。顺应人民对"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并坚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实现全国力量的动员,这是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反思中国抗战的曲折历史,并对抗战以来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分析审视后得出的结论。同时,毛泽东在该文中强调,要制定"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建立"一支彻底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保持"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等举措,指明了坚持人民立场的途径,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更大胜利的行动纲领。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为了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根源,分析研判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错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理论指导,列宁创作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揭露了帝国主义垄断、腐朽的本质特征,剖析了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世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预测了帝国主义垂死的历史结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立场,形成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当前,“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性没有改变,以垄断为特征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世界实行全面统治。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依然是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关系变化趋势的重要分析工具,对于开展中国特色新型外交与国际合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先秦儒家“知”之“合宜性”浅论

先秦儒家之“知”是伦理之“善”与认识论之“真”的融合,可称之为道德认识论,具有“合真善而向美”的三维价值属性。如何让“知”达到“合宜”,实现道德认识践履的合理性以及适当性,是先秦儒家一个重要论域。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中,以对“中”这一方法论原则的阐扬和“他者”即“天”“人”的显明设定,来解决道德认识何以合宜问题。先秦儒家“知”之合宜性规约,提供给我们一种儒家式生活方式,它将为化解个人、社会、自然等方面出现的利害冲突,实现新时代人之美好生活提供借鉴。     

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软法解释论”之提出及证成

梳理我国关于劳动规章制度研究的文献,学界主要围绕七个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是为劳动规章制度研究“七问”。解决“七问”的关键在于其中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的答案。现有关于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的几种学说,对劳动规章制度的不同方面具有解释力,但仍需在提炼各说共识的基础上,从新的研究视角进行解释,才能整合既有学说的优点,弥补其理论上的缺憾,进而发挥对司法实践的指引作用。归纳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各说的优点,其共识性基础在于合意作为劳动规章制度的效力基础、维护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和保护劳动者权利作为劳动规章制度的二元目标、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作为劳动规章制度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软法理论可以对各说的缺憾进行理论上的补足解释,最终形成了关于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的软法解释论观点。最后,软法解释论对开篇归纳的七个主要问题,均能作出比较明确的回应。     

后果主义论辩的证成与具体适用

后果主义论辩是法律论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从后果论的角度为规范适用提供"二次证明"。尽管后果主义论辩受到诸多批判,如以损害形式逻辑为代价、引入法官动机破坏法律的确定性、以法律工具主义作为价值预设等,但是后果主义论辩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作为重要的论证方法,是法官思维的组成部分,也是协调规则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矛盾、解决权利相对性困境的重要方法。基于不同类型的后果,可以将后果主义论辩区分为制度型、目的型、道德型和政策型,这四种类型的后果主义论辩都有独特的适用领域和适用限制。在个案裁判中,后果主义论辩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存在,作为一种辅助性依据,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法律问题还原为事实问题。然而,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法官的价值偏好,后果主义论辩在适用时需要就个案事实与逻辑后果的相关性进行论证,必要时辅之以其他的论证形式,并对适用的推理过程展开细致的说理。     

从历史合力论视角分析陈独秀汉奸事件原因

从历史合力论视角分析陈独秀汉奸事件发现,苏共内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间的权力之争、中国共产党和托派之间的尖锐对立,王明和陈独秀的个人矛盾,王明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刻意打压,陈独秀宁折不弯的倔强性格,这些"互相交错"的力量,共同构成"陈独秀汉奸事件"这一总结果。     

《全面从严治党——学习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论述》北大核心CSSCI

2012年11月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以严明党的纪律为举措,管党治党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为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写下了新的篇章。     

责任主义视角下量刑情节的分类

在世界范围内,责任主义与刑事政策是量刑的两大支柱。在刑事政策目的观主导下,责任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未受到很大重视,以致我国量刑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无法深入。从报应与功利相融合的一体论出发,以德、日刑法责任主义原理下责任刑与预防刑两大量刑情节体系分类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刑罚根据论及其对量刑活动的影响,可以得出:从法定刑到宣告刑,其本质是在刑罚根据论指导下将影响量刑的情节重组归类的过程。以"报应限制功利"的刑罚理念架构"责任限定预防刑上限"的量刑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刑法对刑罚折中论的重构

刑罚以剥夺犯罪人的权益与施加道德谴责为内容,不仅可以剥夺人的财产和政治权利,甚至可以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对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构成了刑罚理论的基础,更决定了刑法的精神.应当在分析刑罚理论上的报应刑论(绝对主义)、功利刑论(相对主义)与折中论(并合主义)的内涵与价值,指出它们分别存在的合理性和弊端,并对折中论进行了再思考,提出折中论是理想的刑罚观念.最后联系我国国情与公民的一般价值观念,根据刑罚的本质,分析我国具体情况,对折中论进行重构,总结出一种适合我国刑罚适用的以报应刑论为主的折中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中国化的合理的刑罚根据学说.     

《论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一项伟大事业。刘少奇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以独特的视角从党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这一贡献集中体现在1945年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以阐述党章的形式对党的性质、党建理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群众路线等作了系统总结,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