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不捧场

康梁一起变法，曾亲如父子，但康梁的性情又差别很大，康有为多少有些趋炎附势，喜欢到处捧场；梁启超则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军阀吴佩孚过50大寿，给康梁都发了请帖，梁启超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拒不捧场；康有为不仅亲往捧场祝寿，而且绞尽脑汁，送上贺联：“百岁功名才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     

中国法实效短缺的原因分析

法的实效短缺是目前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它对于加快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有着关键意义。本文从法的实效的概念入手,初步阐述了引起中国法实效短缺的多种因素。     

王安石诗歌的书卷气

浓厚的书卷气是王安石诗歌的一大特色,表现为用典使事的磅礴恣肆、不避深僻。对自然意象的人格化描写以及唯美的认知视角、讲究属对的精切和用字琢句的工巧,也是王安石诗歌书卷气的重要表征。题材处理的特殊方式,反映了作者独特的审美倾向和写作优势,既赋予诗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体现出学者型文人渊博的学识和对学问本身的崇尚。     

张之洞“变法不变道”的变法观新探

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以对其所处或所体认的时代大局的认知为前提,在本土文化主体自觉与中国法治开新图景的想望中,不断描绘其"中体西用"下"变法不变道"的法治构想。从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有其历史之必然性,是近代民主、法治下以"变法不变道"为取向的法治构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变革以及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迈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法治构想中西杂糅,开拓与因循并存,令人深思。     

漫谈苏东坡传记(下)

作品首先塑造了一个政治家的苏东坡。作为才华横溢,见识不俗的青年政治才俊苏东坡进入北宋朝廷,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他却没有站在皇帝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而是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变法,才会被那些所谓“改革派”排挤,贬谪到杭州。从传记作品描写看,这个时期的苏轼,虽然有热情,有抱负,有担当,敢直言,但与王安石相比,就显露出了政治还缺少远见和思想还处于较稚嫩阶段的问题。     

“压力即动力”辨

重温王安石《伤仲永》一文,读至“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颇有感慨,明明5岁时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让众人感到才华出众的方仲永,为何随着年龄的增长,竟然每况愈下,终至平庸之辈了呢?这不得不引人深思。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其父“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的强大压力下,方仲永难以静下心来继续精进。     

王安石改革理论述论

王安石集政治改革家和哲学家于一身,这一优势,使他立足于哲学思维的高度,从改革的合理性、必然性、现实性和迫切性,以及与改革相适应的因时变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建构了完整的改革理论的体系。王安石以这一理论,支撑着自己坚定的改革信念和改革决心,系统地批判各种反对改革的言论。王安石对改革理论的建树,成为中国古代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儒对“一贯”和“忠恕”的不同诠释

汉唐经学并不太注意“忠恕”和“一以贯之”的关系问题。北宋道德性命之学兴起后,宋儒多将一贯的“一”等同为道,而“忠恕”并非一贯之道也就成为一种流行见解,曾子也因此而被认为并未明道,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和陈祥道的新学解释之中。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二苏和不少程门后学都将忠恕视为曾子训导门人的转语,但二程则通过繁复的理论建构来肯定忠恕可以诠释一贯。朱熹批判性地兼采了这两种思路,他既借鉴二程以体用来理解一贯和忠恕,但又极力强调《中庸》之“忠恕”的实践力度,创造性地为曾子的一唯之对铺垫了《大学》格物致知苦学积累的前奏。     

认真对待本土资源：论“变法”中的人民信访制度

一、法治的困境我国近代制度变迁的模式是变法型的,关于"变法"的含义,字典上的解释是:"指历史上当政者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自上而下的重大变革"。苏力老师认为:"我在本文中此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自清末以降,中国一直采用变法(政府自上而下移植国外法律制度并运用强制力推行)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变革的,并且相当一部份人一直认为:只有变法,中国才有出路,中国的法制才能走向现代化。往往忽视了对本土的制度的研究,现在我们反思当初的想法,发现已经不适宜了。原     

中国近代检察权的检讨与启示

清末变法以来,中国检察权的近代化过程极其艰难,又很不彻底.其中的参酌取舍,充满了西方影响、法族意识(legal families)、皇权因素、知识阶层力量等的较量.时代在变迁,问题在变化.根据现代法治视角,中国近代检察权具有诸多缺陷和不足,但是,在当时社会和法律背景下,其意义是具体而不容抹杀的.对于当前中国转型社会下的检察权改革仍有一定启示,如发挥诉讼文化的指导功能、合理调整诉讼构造、促进检察官客观义务并完善检察内部体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