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及提升路径——以那柯里村为例

农村工作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领域,农村土地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也是农村工作的重要步骤,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是国家农村土地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依据。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乡那柯里村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民族关系,农村土地政策的实施与全国土地政策实施情况基本一致,研究那柯里村农民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现状、面临困境、提升途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共性问题的扩展情况。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那柯里农户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政策十分关心,对土地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认知较为准确,对宅基地、耕地、产权等内容形成的观念基本正确,但是土地政策认知的主体存在差异,农户对各类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也不尽相同,导致差异和认知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宣传不到位,土地规划利用不明确,当地缺乏主动性、农民缺乏参与感,农户土地观念与行为的不统一,面对农村土地政策落实与农民认知之间的张力问题,需要多措并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乡城情境分析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空间可划分为农村行动情境与城市行动情境,这有助于描述与研究农民工的行动选择与生存状态。基于影响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和应用规则对农民及家庭的行动选择、结果以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可以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转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坚冰"难破,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想留却留不下。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通过家庭化迁移来实现家庭弥合并非易事,不得不处于"半市民"状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     

提供有力保障 加快落实落细——相关部门密集出台政策推动经济平稳运行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一手要打好疫情阻击战,一手要推动经济平稳运行。连日来,相关部门围绕经济运行监测、市场保障供应、财税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对冲疫情影响、稳定经济运行提供良好支撑。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分析——以彭辉股权转让纠纷案为例

彭辉股权转让纠纷案实践中存在裁判不一的困境湖南嘉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茂公司”)的原登记股东为彭辉、陈云川、孙长江、肖茂雄。2015年7月20日,彭辉、陈云川、孙长江、肖茂雄、嘉茂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彭辉将其持有的嘉茂公司42%的股权以400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陈云川、孙长江和肖茂雄。     

新中国70年教育观变革的回顾与反思

教育观是我们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建国初期,我们把教育同时看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教育界的形势,将教育简单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我国教育在1966年陷入了十年特殊时期的混乱。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育观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变革。教育,先是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接着又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转而重视培养全面完整的人的素质;然后又完成了从提高劳动者素质以促进经济发展,到提升整个民族素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次飞跃;进而提出全人类通过教育共创美好未来。这一系列的教育观变革,反映了我们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宏观教育观向具体政策措施的转化工作,引导和促进地方政府和学校的教育创新实践,改革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