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断裂还是延续

当今,现代性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但对后现代性还有争议。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断裂还是延续,存在不同的观点。持"断裂"观点的学者,基本以历史本身存在断裂为依据。持"延续"观点的认为,后现代性中还存在现代性的诸多要素。全球化加速了后现代性。进入21世纪,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学者用流动的现代性替代了后现代性的表述,有的学者提出多元的现代性。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延续的观点。     

“后真相”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

在"后真相"时代,"另类事实"在社交媒体空间泛滥,人民的信念与可观察的事实背道而驰,人人竭力抢占舆论先机,意图争夺话语权。"后真相"现象是"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社交媒体助长了认知偏误,市场诱因导致假新闻泛滥。"后真相"现象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冲击,"后共识"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民粹主义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后真相"时代,应提高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功能;掌握网络议题设置权和舆论引导权;强化法治观念,加快网络技术革新,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形成新媒体场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洪流。     

社会问题的双重建构性及消解策略——有关社会问题“元理论”的重新探索

社会问题从本质上看是客观（物）和主观（人）双方双重建构的产物。因此,忽视主客观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使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局限和偏差。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消解策略应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解决主观建构的意识性,另一方面解决客观建构的存在性。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和展开社会控制和管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工作为社会问题治理提供了新的诉求渠道。     

社会中的马来西亚国家:意象与实践

本文旨在以第13届国会选举之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状况为主要依据,对作为意象的马来西亚国家和作为实践的马来西亚国家进行考察,进而展开以下两方面的论证:(1)马来西亚国家各组成部分的实践过程如何形塑着马来西亚国家的主导原则与主导功能;(2)马来西亚国家建构与政治制度化的不足及其出路。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定位与体制建构

良好的政府社会管理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定位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向社会"赋权增能"的过程。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要由过去的"控制"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要由过去的"刚性维稳"变为现在的"柔性创稳",特别要以解决民生为重点化解社会利益矛盾。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构建既要考虑政府社会管理本身体制的建构,还要考虑由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模式引发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体制、社会自我管理体制、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以及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和问责体制的建构,等等。     

制度视阈下东盟区域安全机制建设路径研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安全形势趋于缓和。东盟加强制度建设,在区域构建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的大多边、小多边和双边的安全机制,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对话和安全合作。然而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位,当前东盟地区论坛面对从国家、国家间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制度限度,使其安全机制建设步履维艰。为此,可沿路径依赖方向对东盟地区论坛进行制度建构,也就是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从异质走向同质、从低领域到高领域、从弱安全机制到强安全机制。     

族性视野中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比较研究——基于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观察

族性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及其族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它既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有助于民族国家建构,也能导致族际政治冲突、危及国家安全、阻碍民族国家建构。以"族性"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其共性特征包括:族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虽然发生在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却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与文化边界的重叠是族际政治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国内不同民族群体无法得到平等公正对待是导致族际政治问题的核心因素;军事专政和腐败会增加族际政治问题的风险和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解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一个在历史上和观念中都不曾存在的国家民族能够超越族性分界而被成功建构。结合两国国情提出应对策略:寻找重叠共识,建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借鉴差异政治和差别公民权利思想,探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群体正当利益诉求、实现各族人民成果共享、利益均沾的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消除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惩治腐败;探索包容促进多语言、多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     

比较视域中的中国研究:对话姚新中教授

正中国研究如今已经成为引起全球关注的显学,这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发展近乎全方位的重视,也体现了国际学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学术旨趣。当今时代,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转型?如何在现代性论域中认识启蒙与中国?如何在比较视野中确认中国伦理与宗教的民族性与国际性?这些问题关乎中国文化形象的构建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广度与深度。在伦敦国王学院访学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臧峰宇博士围绕这些问题请教了该校中国研究院院长姚新中教授。     

建构与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明显处于弱势.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建构与选择,是他们融入城市的基础,各级部门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政府层面解决话语权“支撑点”问题;在社会层面解决话语权“外环境”问题;在主体层面解决“源动力”问题;在社区层面解决话语权“落脚点”问题,用制度与机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实现.     

社会工作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的角色重塑与功能建构

当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实际状况要求高校辅导员要转变角色定位,向高校社工功能延伸,弥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服务管理的缺位.其有效的路径是:加强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健全和完善高校辅导员制度;培育高校辅导员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提高高校辅导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完善其知识结构,掌握学校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使专业社会工作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有机整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