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时代”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

全球化时代一直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相较量的进程,这一进程仍然会在#3.0时代继续,但是谋求新的交互发展应该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了资本主义现代性#2.0时代的结构,但35年的改革开放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发布,为中国塑造了通往自身#3.0时代的全球化图景。     

文学呼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

９０年代中国一些作家创作所暴露出的时代性的阙如令人吃惊,体现在作品的主导意象上,是把对现实的批判和抵抗建筑在回归自然和传统儒文化价值上。但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进程角度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不可能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明的思想智力资源,返回田野更是绝无前途的倒退。当代作家应深刻把握转型期中国社会和生活的本质,汲取超越于农业文明之上的先进的思想文化资源,致力于创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     

后发展地区农民生态意识培育——基于现代性的视角

生态意识是现代性价值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的延伸和发展。后发展地区农民的生态忧患意识、生态法律意识和生态伦理意识薄弱,必须确立起生态主体意识、现代法治理性,生态伦理价值规范等现代性价值理念,才能担负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任。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的重要问题。黑格尔哲学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过度强调两者的连续性,即意味着将马克思哲学也同样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这就涂改遮蔽了马克思在颠覆形而上学、批判现代性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后现代性意蕴。事实上,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在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开端。     

义利关系:历史性与现代性

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公德”性质突显,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技术专家在风险社会中的角色及其限度

在以追求安全为崇高目标的现代性运动中却遭遇了风险的巨大挑战,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既具有实在性又具有建构型。在风险建构中,掌握着专业知识的专家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行风险界定,为风险决策提供合法性基础是技术专家在风险社会的重要角色定位,但其角色及其功能实现具有其限度,表现在:技术专家进行的风险界定可能产生更大风险;技术专家风险界定所依赖的量化和实证方法隐含内在缺陷;风险管理是包含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在内的复杂过程,技术专家对非技术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要加强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应当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打破专家对风险界定的垄断,实现风险决策结构的开放,使利益相关者可以真正参与到风险决策中来。     

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性

研究文学的现代性的根本目的,应当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研究文学的现代性必须和探讨社会的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必须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性和文情出发,来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现代性问题.     

感性存在论域下消费安全问题的现代性批判

消费安全攸关人的存在与发展.频发的消费安全问题昭示出“超感性”的当代突起与“感性对象性存在”—“人”的重度遮蔽.当代消费安全问题已站在了时代问题的风口浪尖,感性存在的论题由此凸显出来.马克思超越以往哲学的感性存在论题所开示出的感性存在论域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审视当代消费安全问题的重要视域.在此视域下,我们才可能站在马克思具有超越性的哲学原则高度来洞悉并破除消费安全问题背后的现代性之弊,真正践行主体自觉与返回.     

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缺席的历史反思

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知识界在主张现代性(科学、民主)的同时,却忽视、惧怕甚至反对市场经济.这种心态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缺乏思想上的助力,因而受阻.这个历史经验应当总结和记取.     

关于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认识

许多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提出不同看法,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后现代时代已经到来;也有的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还未完成;吉登斯则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对现代社会进行剖析,认为现代社会是现代性激烈展开的社会,是一个断裂性、风险性、全球性、相互关联性的社会。现代性社会特质的形成是由四个制度性维度构成,推动现代性形成的三个基本动力来源是:时空的分离、脱域和现代性的反思性;吉登斯抛开了西方社会流行的两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以社会实践的方法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学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