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现场勘查的建设与发展前景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新的科技力量在现场勘查范围内不断渗透,刑事案件呈现出群体化、跨域化、智能化、专业化、群体化、广泛化等新型特征。如何在当下充分发挥好现场勘查与数字时代相结合的优势,并不断开拓创新现场勘查新技能、新方法、新手段,是我们应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交互作用视域下民警现场执法的语言沟通

语言的表达、沟通几乎贯穿民警现场执法的始终,它决定了民警执法的成效.交互作用视域下民警现场执法环境具有情境动态性、对象差异性、环境随机性的特征,民警现场执法的语言沟通可采取互补沟通、交错沟通和隐藏沟通三种模式.在现场执法过程中,为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民警应建立良性"情绪场",识别不同的情境与对象,从语言的多个层面进行考...     

现场勘查与现场心理分析

现场勘查是侦查人员运用刑事科学技术、手段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所进行的观察、检验、记录和分析研究活动。现场心理分析是指对现场的痕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加以整理,尽量复现每一现场痕迹产生时的心理状态,刻画出罪犯的心理面貌,从而为判断和识别犯罪分子提供重要的依据。现场心理分析的对象是心理痕迹,对心理痕迹的分析必须将现场勘查所获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刑事检验报告、调查访问等侦查手段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发挥作用。通过这两种方法的互相补充,能够更深刻地刻画犯罪的过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目的,为查明犯罪嫌疑人提供更为有效的侦查途径。     

当前爆炸案件现场勘查若干思考

爆炸案件现场勘查是获取爆炸信息的重要环节,由于爆炸案件现场的特点决定着勘查必须拟定相应的勘查预案,规范勘查程序。在保证勘查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根据案件的实际特点进行物证的发现、固定、提取等工作,并从证据学意义上对物证进行分析。     

特殊时期应加强刑事技术民警现场勘查防护

警情就是命令。刑事技术民警开展现场勘查、物证检验、尸体解剖等细致而繁琐的工作,常常出入各种复杂的犯罪现场,埋头苦干于枯燥的实验室与解剖室,身着勘查服,穿戴口罩、手套、头套、鞋套进入现场,携带摄像机、照相机、勘查灯等专用设备,往往由于专注勘察,而会忽视其他非案件因素带来的隐患。     

注射他杀法医学检验6例

目的 回顾性分析注射后死亡的他杀案件,为法医学鉴定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侦破的6例注射后死亡的他杀案件,整理分析案件情况、现场勘验、尸体检验等材料。结果 6例案件均为有预谋的犯罪,5例案件的嫌疑人在私密的空间作案,5例采用诱骗方式接近受害者。6例案件现场无明显异常。6例案件的受害者体表损伤轻微或者无,尸斑颜色异常,针眼样损伤与常规医疗措施的表现不同。结论 注射后死亡案件为一种高度隐蔽性犯罪案件,极易被忽略。对尸体检验发现的疑似注射针眼样损伤,应认真检验、鉴别、分析,警惕有无注射毒（药）物的情形,做好证据固定、检材提取等工作。     

高坠命案现场尸体水平移行距离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高坠现场尸体水平移行距离的影响因素以及据此推断坠落方式的可行性。方法 收集614例高坠死亡和15例高空抛尸案件,观察尸体水平移行距离与坠落高度以及死者性别、年龄、死亡方式（自杀、意外、抛尸）的关系。结果 高坠水平移行距离随坠落高度增加而增加,各高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水平移行距离随死者年龄增加而减小,在各高度组中,60岁以上与其他年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死者水平移行距离（1.99±0.27）m大于女性（1.88±0.19）m,在部分高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天台坠落比窗户坠落具有更大的水平移行距离;除>20～30 m组,其余各高度组内自杀高坠与意外高坠水平移行距离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高坠水平移行距离受坠落高度,受害者性别、年龄以及坠落起点的空间特征等因素影响。     

斯大林派特使考察井冈山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个月时,斯大林急需翻译毛泽东著作和诗词．便派汉语翻译家费德林来中国井冈山实地采访体验,了解《西江月·井冈山》一词的现场环境。江西吉安地委书记李立全程陪同,走访大小五井和五大哨口,拜谒烈士陵墓,欣赏袁文才墨迹并会见其妻谢梅香．访问革命老人邹文楷和余振坤,深入考察举世闻名的黄洋界哨口。     

楼房入室盗窃案件的特点和现场勘查技巧

楼房入室盗窃案件呈逐年上升之势,已成为城市严重治安问题之一。楼房入室盗窃案件的侵害目标具体,时机选择比较固定,作案手段具有特殊性和习惯性,多为团伙流窜作案,现场容易被破坏。深入分析楼房入室盗窃案件的特点,掌握此类案件的现场勘查技巧,提高现场勘查质量,是快速破获此类案件的先决条件。     

完善现场治安调解机制探析

现场治安调解是治安调解的一种简易模式,具有以治安纠纷为调解内容,以现场处警民警为调解主持人,原则上在现场进行调解,并当场发生法律效力等特点。其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把治安纠纷解决于萌芽状态,尽快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资源消耗,最大限度降低公安机关办案成本。在实际运用中存在违反自愿原则、超范围适用、程序瑕疵等问题,应对其适用范围、是否以查明事实为条件、法律后果以及监督机制等进行研究,以完善现场调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