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学党史 真心办实事

办一件实事,就暖一片人心,多一份力量。“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主席强调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基本着力点。     

扎扎实实抓好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

在两个百年交汇节点,以建党百年为契机,面向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体现了总书记深邃的理论思维、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具有很强的时空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心灵震撼力、现实指导力。     

论完善巡视监督的重要意义及现实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党内监督重要内容之一的巡视制度提出新要求,要求重点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强化政治巡视,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完善巡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制度等。新时代,我们党对巡视制度的高度重视,使普通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成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坚实基础和依靠力量,极大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以四种思维方式把握中国当前发展机遇优势论析

运用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比较思维、中介思维认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具有的独特发展机遇优势至关重要。运用辩证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挑战之下的机遇、变化之中的机遇;运用历史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历史积淀而成的集成优势,是承接未来的优势;运用比较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相对于过去显在优势的潜在优势;运用中介思维,认识这种优势是未来的、间接的、过程性的优势。由此启发我们,必须深化科学理论指导重要性的认识,必须提高做好各项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必须拓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视野和国际视野。     

悠悠青衣路,不朽嫦娥心——试析《青衣》女主人公理想与现实的对战

《青衣》是毕飞宇所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在作家的笔下,舞台上的青衣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它将神话里翩翩起舞的嫦娥与现实生活中的戏曲演员串连起来,不仅讲述了艺术大悲剧背景下青衣演员筱燕秋一波三折的坎坷逐梦之路,同时也为读者演绎出一场场艺术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对战.小说女主人公筱燕秋身上所展现出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夹杂着作家对于生命本质的探寻和对现实人生的感悟,能够迸发出直击人们心灵和现实痛处的强大力量.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构建

重大决策关乎国计民生,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决策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需要建立终身追责制.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为基础,针对该制度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追责对象不明确、责任标准不统一、决策者的避责行为等困境,应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明晰重大决策的边界、统一归责标准、建立决策会议案卷记录制度等方面,构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

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于刑事司法权力之再配置和相应司法模式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主要存在认识、制度和操作三大难题,亟须解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刑事案件可不限于轻微刑事案件,但协商范围应限于量刑、涉案财物的处理等。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引入公益值班律师、被害人等多方参与机制。同时,应增强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司法效力,并适当扩充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以此激励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