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成长与摄政的规范化 辛亥革命以来的人民意志建构及其先锋队

现代政治较之古代并未摆脱统治权与其主体分离的事实,使得摄政至今仍不失其必要性。由此,现代民主政治就面临相同而更为复杂之问题:一旦以虚构的人民取代君主,民主国家势必缺乏统一的判断力与行动力,那么,新生人民是否需要摄政以及如何成长?英国对待摄政乃是采行立法,对功能加以理性化。理性化进一步体现为摄政为代表之历史原型。除了要担负起监护人民的摄政职能,代表还须建构和贯彻公共意志。孙中山洞察到"训政"的必要,却失于规范化考虑,仅从政治上层构建人民意志;共产党则扬弃训政为人民意志构建,从下层民众出发,先后担当起社会意志建构、民族意志建构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先锋队,虽不乏波折,却是行进在理性化与规范化的道路之上。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

哈贝马斯阐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再生产以及理性化等问题。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就是文化的更新、社会的整合和个人的社会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指生活世界的内部分化,这种分化并不是指生活世界的三种因素各自的增减,而是指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清晰。     

麦当劳化与理性化牢笼

在马克斯·韦伯理性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乔治·瑞泽尔《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对"麦当劳化"的论述,试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提出自己的见解。     

企业家精神与现代化发展

企业家精神是指具有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要求相吻合的现代职业型企业家所特有的文化品质。它是一种集思维方式、经济伦理、功能能力在内的 ,包含了信仰、理念、意志、素质等等多种品格的复杂文化系统。企业家精神首先是现代职业型企业家阶层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素养 ,同时 ,也已逐步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重要指导 ,如美国学者戴维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 ,针对各级政府的官僚主义行为 ,提出用“企业家精神”塑造“企业家政府”。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今天 ,企业家精神还是许多普通公民…     

作证特免权：一种必然的现实选择 论辩护律师的作证特免权

中国律师的刑事辩护之路为什么越走越难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老生常谈说明问题仍然存在,仍然未获解决。方方面面都在思考,如何避免原先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如何科学规范侦查程序与检警关系?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真的久治不愈吗?死刑复核与三审终审真的只能纸上谈兵吗?律师会见难与取证难真的还要难下去吗?法官独立与公正审理真的还要从头再来吗?     

劳动合同法的法哲学分析——以方法论为视角

如何利用新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避免劳资冲突,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已经成为用人单位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践行劳动合同法的有效途径:一是完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体系;二是树立"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法治理念;三是提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认知能力.其目标就是实现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实施的理性化、深层次化与本土化.     

媒体“去理性化”现象探析

媒介的“去理性化”行为是相对于媒介的理性行为而言。媒介正常的行为即理性行为。媒介行为可以界’定为对信息的采集、制作以及传播。正常或者说理性媒介行为正确、真实、公正地对信息进行采集、制作以及传播。而相对理性行为，“去理性化”行为是指：大众媒介在其运作中有意识、无意识地采用夸张、曲解、捏造等手段，对信息片面性的采集、制作、传播，形成有悖于公正、真实等原则的媒介行为。     

迈向理性的侦查——评《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

侦查理性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和谐侦查正是侦查理性化的最佳注脚。《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论及：侦查的理性化依赖于侦查的内在品质和运行条件,二者相辅相成。其内在品质包括侦查动态性、侦查冲突性、侦查语言和侦查拟像,总体而言则是侦查客观化。侦查理性化的运行条件则是人们的普遍诉求,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应然结果,也需要法治理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韦伯研究中的理性化路向

理性化是切入韦伯庞杂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研究路向.以理性化作为统合韦伯思想的脉络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经由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及施路赫特的诠释最终为学界所认可.以理性化这一概念入手作为统合韦伯庞杂思想的线路,已经成为目前韦伯诠释的主要路向,而理性化之所以成为韦伯学说的核心,与韦伯重建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     

理性化及启示——中世纪威尼斯刑法初探

中世纪的城邦国家威尼斯做出了刑法理性化道路的探索.它不仅确立了以法典法、习惯法、判例法和教会法为主体的刑法体系,将主要罪名设立为侵犯财产罪、侵害人身罪、政治犯罪三类,还建立起位阶有差、分工各异的专职司法系统,以保障法律的实施.就刑罚适用而言,威尼斯坚持以罚金刑和监禁刑为主体的宽缓量刑原则.威尼斯刑法的理性化源自其本国自由理念、独立地位、政治宽容、商业经济以及人文理性的萌生,它预示着刑法理性主义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