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牢十种理念

理念就是理性化的想法、理性化的思维活动模式或理性化的看法和见解,它是客观事实的本质性反映,是事物内性的外在表征。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决定一个人的格局,也决定领导工作的成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问题与“理性化”的政策

理性并不像理性主义所标榜的那样是万能的，它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政策活动中也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将理性绝对化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对什么是理性，怎样思想和行为才是理性的，其理解和回答很难说就是真正理性的，由此出发的政策决策也很难说是理性的。确立科学合理的议事规则，推动法治基础上的宪政才是“理性化”政策决策的根本，也是中国政策决策“理性化”的必然走向。     

论行政问责中的辩证理性

行政问责制度化或曰制度化问责,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举措。从逻辑上讲,制度化问责建立在法治化问责基础上,而法治化问责建立在理性化问责基础上。在所有理性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尤其辩证理性最为可贵。辩证理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基本规律和五对范畴,它们与行政问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行政问责的思维基础。     

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解读与讨论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图景在理论研究的导引下逐步清晰明朗。本文以宏观结构和微观视角相结合,以风险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相关理论为核心,以风险社会的架构体系、社会结构和运作逻辑为主线,旨在对风险社会相关概念予以追根溯源,对相关理论加以解读剖析,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梳理。     

论引咎辞职与责任激励

责任缺失是目前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解决责任缺失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管理体制与制度的作用。首先,科层制背景下的首长负责制客观上要求实施引咎辞职制度,以此来激活领导者的责任意识、提高领导者履行责任的能力。与此同时,舆论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客观上促进引咎辞职制度和首长负责制的贯彻。     

现代性背景下的宗教理性化 ——略论释印顺与布尔特曼的解"经"路径

15世纪以降,欧洲人文主义者与启蒙思想家就以理性为旗帜不断的批判宗教;亚洲至少自20世纪始,"反宗教反迷信"的社会潮流对宗教价值的批判与质疑也从未停止。宗教亦以其"理性化"对此潮流进行回应和纠正。就宗教和理性相对于"超越性"的关系来说,宗教理性化包含了两方面含义:不仅仅是韦伯所说的"祛魅",而且还包含着将超越性重新带入已经变革了的现代生活。这一大背景催生了不同宗教内部以理性旗帜维护自身生存的思想家,他们主要做法是重新诠释宗教文本经典,解构传统宗教"神秘"的外壳,使其中的核心价值与现时代人内心所最需要的重新建立紧密联系。基督教阵营中布尔特曼对《圣经》的"解神话"操作与佛教阵营中释印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是具有代表性的尝试。     

证明理性化与刑事定罪标准之调整——基于防控司法错误的视角

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客观地讲,该证明标准在西方确实能最大限度地防控错判无辜的司法错误,同时还可以兼顾错放罪犯的司法错误,但却是以一套科学合理的证明机制为配套的。鉴于我国现实的制度语境,庭审证明标准能否松动不仅在于语词的改换,更在于语境的转换与配套证明机制之完善。     

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

《纲要》和《决定》基本体现了中国建构法治政府的理论逻辑和制度架构,其中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框架尤显突出。行政决策程序需要在行政国家时代的新式法治框架下获得规范定位,其在体现现代行政回应性伦理的同时,也产生了超越形式合法性的合理化需求。这一需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制约和补充的三个层面:回应规则化需求的行政自我立法、回应理性化需求的专家作用以及回应民主化需求的公众参与。负载有限政治功能的行政决策程序建构有利于探索一种适合中国法治转型的"行政宪政主义"。     

韦伯官僚制的理性化追求及其困境

韦伯曾命题,作为现代社会的命运,官僚制体现了行政管理的理性化追求。一个要有作为的政治共同体,除了选择官僚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外别无出路。但其代价是引发社会价值紧张。从否定的意义上说,这一价值紧张显示了理性化追求的矛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