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但书之解释路径

可预见性规则在契约法中担当着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角色,规则于解释论上的妥适展开,取决于价值基础的厘清及技术工具的合理选择.可预见规则背后具有复杂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项是私的自治的尊重和给付均衡的维持.技术上可采理性人标准来判断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标准的具体化系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理性人能力和知识状况,可预见程度在标准适用中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反日游行事件中的理性之光

颁奖词:爱国是一回事,践踏法律、蔑视他人的生命财产,又是另一回事。但非理性的激情,越来越倾向于把它们混为一谈。韩宠光、李昭等人的行为,正是在重申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常识:一个公民对于国家的爱,深植于理性,以及对法律的信仰之中。     

民生改善是梦想的最好诠释

共筑中国梦,需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民生的持续改善,这是复兴之本、梦想之基。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凸显出     

理性、规范和面向司法实践的法律论证

理性是古希腊文明的创造,它与规范紧密相连,法律则是理性的集中体现。法律规范的层次性特点是建构法律论证体系的基础,这种层次性表现为一条法律之链。现代规范理论从科学取向转向实在的生活世界,具有商谈论辩的取向,黑尔的道德论证理论和图尔敏一般论证模式正是这种商谈论辩取向的典型。规范的商谈论辩取向的进一步延伸,是产生众多的关于法律论证的新设想,这些有关法律论证的设想既是法学理论工作者面向司法实践的产物,也是法律实务工作者寻求理论支持的产物。     

未成年人犯罪片面轻刑化之理性反思

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合理界限不明所导致的片面追求轻刑化,造成在理论上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不平衡,在实践上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应该明晰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合理界限,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体系,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完善社会矫正工作。     

微博反腐背景下的政府回应能力建设——以“刘铁男事件”为样本的分析

政府回应是政府部门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应有之义,政府回应能力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微博反腐背景下,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还存在不足。我国政府作为回应主体在回应主动性、有效性、持续性及回应速度、信度等方面均有待完善。     

坚持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着一些非理性、错误言行,表现为"封闭式""空心式""功利式""割裂式"和"伪装式"五种主要类型。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就需要正确辨析、拒斥非理性、错误言行,顺应时代呼唤,坚守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敬业奉献的统一。     

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解决冲突的两种公平方式

政治是对人们之间冲突的解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冲突的社会,但当冲突不可避免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就表现为不断寻求更公平的冲突解决方式。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表现为建立和完善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同时,虽然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行动可以不考虑公平的要求,但这些行动必须以将我们与冲突者的关系重新纳入公平框架之中为目的。公平意味着冲突中的各方不能自行充当其他人的裁决者,而必须让制度来裁决他们间的冲突,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就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两种方式。     

从疑虑到信赖:网络舆情的政府回应法治化机制选择

社会事件经由网络曝光后,引起网络舆情关注,负有网络监管职能或作为事件一方当事人的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之一。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式和效力能够迅速渗入舆情事件本身并影响社会公众心理,政府回应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环节,需要通过塑造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逻辑、信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从管制型政府向回应型政府转变等方面去建构法治化、规范化的政府回应机制,发挥网络舆情的良性引导作用,进而消除公众疑虑,提升政府公信力,保障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