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拆迁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问题初探

以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的逐利倾向是引发城市拆迁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角色,增加城市拆迁信息透明度,构建"公共利益审查机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强化内外部监督,完善财税体制,切断地方政府土地生财的后路,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各种逐利行为,是解决城市拆迁中各种问题的关键所在.     

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岳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公共物品供给匮乏是当前村庄发展中所直面的现实问题,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因素。但传统政府供给职能的萎缩和市场供给有限形态的存在,使得以“一事一议”为代表的村庄集体供给成为重要补充,然而实践表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依然存在困境。村民个体理性逐渐觉醒,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开始寻求资源有限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通过岳村调查发现,村民理性表现为集体成本分担意愿,并呈现从弱到强的变化态势,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则表现为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施“有偿”供给、政府财政介入、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成为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奥尔森困境的可能选择。     

墨西哥的政治经济转型与可治理性问题

墨西哥的可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特殊性。20世纪30年代后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为墨西哥带来数10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实现了初步的可治理性,但这种可治理性有很大脆弱性。在80年代后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墨西哥出现新的动荡和不稳定,体制缺陷进一步暴露,各阶层不满情绪增长,有关当局驾驭危机和应对矛盾的能力下降,出现新的可治理性难题。尽管有关当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提高可治理性的实现程度,但在可治理性方面仍存在严重困难。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人格化问题分析

为了解释和理解国家行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常常被比作"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都是通过将国家比拟为人从而得以建立的,比如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人"、理性主义的"理性人"、建构主义的"社会人"。主要国际关系理论均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将国家人格化了,并以此阐发各自的理论学说。国家人格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惯用工具。     

主观性很重要——重新思考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是情境性前后矛盾的重复出现,即立场的不对称变化以及与参与政策形成巨大反差的行为。这种不合逻辑的外交政策行为突出表现在2008年俄格冲突、北约东扩和美国计划在西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传统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行为体为中心,都假设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不是易变的,所以对俄罗斯这种让人困惑的外交政策行为时缺乏解释力。外交政策受到行为体对世界的主观解读和情绪的影响。俄罗斯不被西方尊重的感觉导致了两者的冲突,俄罗斯的"愤怒"是不被尊重的感觉导致的情绪化判断,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重要性而非起破坏作用。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主观性因素,为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分析的角度。     

融媒体时代下经济法学教学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研究

现如今,我国经济法学教育处于融媒体时代,倘若想提高经济法学教育成效和质量,必须明确经济法学教育的主流阵地,依托融媒体优势特点,加强学生对经济法学的了解和认识,探索符合经济法学教学要求的方法与规范.故此,本文基于对融媒体特征进行解读,阐述经济法学教学原则,分析经济法学教学困境,而后总结出具体开展策略,以供参考.     

全球性问题与交往理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类的关注 ,如生态问题、气候问题、贫富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 ,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 ,一方面由于国家利益不同 ,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对自身行为缺乏理性反思。我们认为 ,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理性奠基

行政程序法典化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考察和对与法典化有关的理论、价值等进行理性思考、研究和应用。其中有关法典形式、程序合理及其价值、管理的范式的应用等理论都属于行政程序法工具理性研究的范畴 ,而关于行政程序法应该体现什么样的价值、精神 ,仍然需要用理性的眼光审视和考察。这其中 ,关于公平、效率、秩序、宪政等价值势必成为当代行政程序法的鲜明特征———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为了能够在行政程序法中进行合适的制度安排所进行的理性的思考而非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     

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作为生命中的两翼,理性与价值构成人之为人的充足理由律,二者缺一不可,不能相互越界,当二者产生冲突分裂时,留给人类的便是痛苦的回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把科学与人文、理性和价值融合起来。     

试论增进我国政治回应制度建设

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及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趋势,政府面临的国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原来的“万能政府”已捉襟见肘。公共管理作为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部门服务于社会的主要职能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中心。就国内情况而言,传统上只充当“守夜人”的政府也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多样化的公共需求,即政府要更好地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于是,政府回应制度建设便相应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