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的理性和理性的嬗变──主题报告:刑罚进化论·评论·答辩

主题报告人提出了从进化论角度考察刑罚演变的这样一种学术观点,即刑罚进化论。该论的提出,意在首先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刑罚进化的形态,二是刑罚进化的规律,三是刑罚进化的原因。“西南法学论坛”的一些学者就该报告的研究方法及术语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评论,也提出了一些不同见解,报告人作了简明的答辩。     

社会正义与差别原则——财富与风险分配公平的互惠性思考实验

本文主要以罗尔斯的《正义新论》为线索,探讨当今世界的贫富悬殊和社会撕裂的问题状况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法理学思考实验。作者指出,差别原则是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关键,而互惠性观念则是差别原则的正当化根据。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罗尔斯正义理论,可以发现分配曲线的形式化论证的背后其实潜伏着重构宪法共识、加强东西方文明之间就秩序原理和制度设计进行深入对话的契机。     

论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

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是"实践之法理",是证成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之正当性的理据,它反映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相融合以揭示法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是"法外之理"的又一阐释。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在于辩护和证成,其价值不仅为法律人工智能提供法理解释和学理支撑,还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融合人工智能有其天然条件,探究其蕴含之法理是法律融合科技之法理的新命题,法理形式理性是辩护法律人工智能之法理的本质特征。法理之要义应在于指导人工智能理解和遵循立法及司法规律,符合法律任务的特征,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定位和发挥"辅助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官僚制弊病的根源性分析

现代理性的官僚制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入应用，现实中的官僚制正在蜕化，官僚制弊病不断出现。官僚制弊病的产生根源于官僚制自身的缺陷，根除官僚制弊病，需要官僚制理性的回归。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人格化问题分析

为了解释和理解国家行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常常被比作"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都是通过将国家比拟为人从而得以建立的,比如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人"、理性主义的"理性人"、建构主义的"社会人"。主要国际关系理论均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将国家人格化了,并以此阐发各自的理论学说。国家人格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惯用工具。     

受贿罪疑难问题探究

随着国家加大对贪污受贿犯罪打击力度,大量新型受贿行为不断涌现,对受贿罪传统认识产生巨大冲击,逐渐纳入法治轨道的国际追逃追赃也对刑法规定提出新要求。关于受贿罪本体,将贿赂界定为不正当利益,扩张其范围,通过解释将使用贿赂、服务贿赂、捐赠贿赂纳入其中,将受贿罪法益确定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侵害,既遂形态由结果犯改为行为犯,将事后明知纳入明知的范围,通过期待可能性理论排除被动受贿可责性,并对共同受贿中的推定明知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分析、限定。     

略论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注重在公共理性和共同“善”观念的基础上, 通过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达成 法律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以其公共性、平等性、责任性和一致性等特征超越了选举民主的理论 悖论, 并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相勾连;它通过强调参与、协商和讨论等具体方式而摆脱了选举民 主的在中国所面临的实践困境, 并与党的领导相融洽。因此, 协商民主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法哲学探析

法律主体与人工智能都属于理性对象,但是在法律范畴当中,人类意识是难以被完全复制的,这也是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本质差别.人工智能即便可以模拟人类思想,对客观事物进行理性判断,但正是缺少了生命中的情感,从而这种理性也成为一种机械化的形态.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困境探析

当初依靠规模增长快速发展的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如今陷入资金筹措困境,民办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单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快速缩减,以生养校难以撑起整个民办高校。国家民办高等教育捐赠激励机制不健全,缺乏良好的捐赠意识,民办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不足。资本市场的融投资渠道不畅通。公共财政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够。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家庭捐赠行为——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

慈善捐赠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影响着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CFPS调查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捐赠行为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当前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向亲属捐赠、其他人捐赠、社会捐赠的数额,同时互联网使用对上述三类捐赠的作用效果不同,具体而言对亲属捐赠的影响最大,对社会捐赠的影响次之,对其他人捐赠的影响相对较小。互联网使用通过丰富结构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提高家庭三类捐赠规模,并通过丰富认知型社会资本积累促进家庭向亲属捐赠。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互联网+慈善”的理解,而且对促进公众参与慈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