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控制战争的基本途径

消灭战争是人类的最终目的,而控制战争则是人类的现实选择。要控制战争就必须首先对战争的根源和动因做出正确的认识和揭示,然后才能寻找到合理的途径。具体的战争,它的根源和动因是多重而复杂的,但是对这些根源和动因的分析却是我们寻求控制战争的途径的前提。正是在对战争的根源和动因的分析中,我认为人类控制战争的基本途径,从宏观层面讲,分政治、经济和文明三途。从微观层面讲,有理性和自由二支。     

张千帆：反歧视是为了建设理性社会

《同舟共进》：“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电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这是患乙肝的作家贾平凹在他的散文《人病》中表达的对“排斥感”的抗争。     

方法论变迁视野中的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

集团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方法论的突破密切相关。多元主义理论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志愿组建利益集团。而集体行动理论采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认为人们在组建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过程中将遭遇"志愿失灵"。在多元主义和集体行动理论争论的基础上,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开始关注社会稳定对集团政治的多重影响。     

试论马克思、恩格靳的人权本源观

马克思、恩格斯人权本源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人权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人权产生的基础和根据的考察和研究，科学地阐述了人权产生的基础、根据等基本问题，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权本源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本源观克服了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本源观的重大缺陷，是科学的人权本源观。深入地研究，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本源观，不仅有助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的人权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自由主义人权的实质谬误，有效地应对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减少它对我国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要与科学生态观相结合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产关系则体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产中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应包含这两种关系的和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那部分关系,即阶级关系,诠释得很透彻,而在另一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上,有所欠缺。在当今世界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的自然生态观结合起来,达到社会与生态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协调。     

对刑事审判权制约的思考

刑事审判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刑事审判权的滥用则会导致司法专横。在强调司法独立或称审判独立的同时，应同样重视对刑事审判权的制约，以保证审判权行使的最高理念─公正。在刑事审判实践过程中，独立与制约呈现出此消彼长的二律悖反关系，应当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同时，行使刑事审判权的主体─法官是具体的人，是理性因素人格特征的载体。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同样应有制约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审判主体都作了严格的规范和制约。从权利与权力的角度分析，刑事审判权力同样应受对权利的保障的制约。     

“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诠释——重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尽管目前时局与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为人民服务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分析与判别当代社会是非的基本准绳。当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弘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对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市场-政府二元悖论：一个经济学陷阱

政府、市场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市场-政府二元悖论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有着不同内涵。现实层面二元悖论的化解,有赖于人类超越现实制度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它取决于人性和人类智能的进化步伐;理论层面二元悖论的化解,有助于缓解现实层面二元悖论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干扰。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市场与政府间的博弈有八组基本方式,认识和遵循这一博弈机制,可以有效驾驭市场-政府二元双向纠错机制,减少政策失误和人为的经济动荡。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性新闻观的继承与发展

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党性新闻观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个思想,既继承性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新闻观,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新闻观。它是我们党在新闻宣传战线上永远都应奉之为圭臬的一个珍宝。     

早年周恩来民族观成因研究

作为一种主观意识,早年周恩来的民族观来自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决定”,来自于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决定”,来自于中华民族民族危机的“决定”。正是在这三方面“客观存在”的“决定”下,产生了周恩来爱国的民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