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刑法理论演进

"恐怖主义"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进而与现代社会的各种要素相结合,最终嬗变为国际恐怖主义。刑事古典学派、刑事实证学派虽未专门研究恐怖主义问题,但对类似现象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社会防卫论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专门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控对策。敌人刑法观是对恐怖主义现象的全新诠释,但其弊端大于合理成份。     

理性与主体性的问题间性——现代性理论的核心论域

从历时视角考察，理性和主体性的冲突与和解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核心论域，理性和主体性的互为援手实现了现代性从“前现代”的脱域，理性和主体性的共谋完成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理性对主体性的遮蔽揭橥了后现代性的自反话语。黑格尔哲学实现了资本主义理性主体性原则的虚假和解，后现代主义从批判黑格尔出发，揭示了理性原则对主体性原则遮蔽的现代性困境。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在批判之维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理性主体性原则虚假和解的现实根源——资本的主体性，在建构之维以其实践原则实现了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真正币口解。     

推进律师事业新发展的理性思考与实践

4月15—16日，全国律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律师法》，分析律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律师工作任务，     

论理查德·罗蒂的科学理性观

为了重构传统的科学理性观,理查德·罗蒂区分了"合理性"的两种意义:强理性与弱理性.放弃标准的强理性观而接受实用主义的弱理性观,也就是放弃认为真理是某种我们应对之负责的东西的看法.罗蒂从文化的层面来考察科学,正确地指出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所必然具有的"素和性"、"建构性"和"约定性"的特征,但又完全无视科学与各种非科学文化的根本区别.科学不能排除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非理性因素作重要的补充,但是科学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客观的认识活动.罗蒂试图完全否定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构建技师学院科学的劳动观教育机制

劳动创造了人,丰富了人,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在人的一生和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具备什么样的劳动观,就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和择业就业观念。在部分技师学院学生中,存在着不爱劳动、对劳动的认识存在偏差等现象,这成为学生成功就业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教育目标实现的障碍。技师学院需要构建一套以成熟的教育套路、严格的管理、严谨的评价制度为内容的劳动观念教育机制。     

刍议素人裁判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影响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型构了"在社会中理解法律,在法律中理解社会"的意象。"形式理性的法"与"实质理性的法"是韦伯有关法律最为原创性的思考。韦伯推崇形式理性的法,但对于素人裁判的解构性作用,韦伯并没有一味地否定而是展现出一种辩证的灵活。素人裁判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影响是显著的。韦伯有关重视法律形式理性的思想对我国法治的深层建构具有规范性的意义。     

浅谈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

2008年12月19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要求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2009年公安部举办的第二期县级公安局长培训班开学典礼上，孟建柱部长针对执法规范化建设，尤其是对着力提高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能力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这不仅为基层公安执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更为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民警做好新形势下公安执法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从《中央公论》看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人的中国观

文章以《中央公论》为主要的原始资料，分析、研究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人的中国观。战后，绝大多数日本人能从战前的蔑华、侵华的误区中走出，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重新认识、理解中国。目前，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前景的认识，日本人的中国观又分为“潜在的强国论”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论”两种不同的认识。总之，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呈现出主观色彩强烈、形态多样化等特点。通过对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剖析，有利于挖掘其中国观向好的趋势发展的因素，促进中日之间的理解。     

科技异化的立法规制——以价值理性为视角

一工具理性的统治及其批判(一)科技异化及其后果科技对人类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久远的。恰如罗素所言:“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技“,“按思想见解讲,近代从科学开始兴盛的十七世纪开始,论十七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奥卡姆,对牛顿会根本摸不着头脑“。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科技的迅猛发展更是带来了人类物质层面的普     

从“张金柱现象”到孙伟铭案的法学家“理性”——以媒体法治角色的社会责任担当为视角

孙伟铭案与张金柱案都是让社会各界大为震动的大案。媒体对张金柱案的密集报道还引发了民意求死的“张金柱现象”。而对孙伟铭案，媒体对孙伟铭及亲属在孙伟铭因为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过程中，采取给孙伟铭、孙林披“好人”、“善人”和“动人”等外衣，美化其“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言行的民意求生的思路，试图将孙伟铭及亲属的保命型被动赔偿“塑造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这种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媒体报道，是媒体没有很好履行其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其在特大事件、重大事件中报道中的社会责任；而法学家在死刑判决下达后也站出来对判决结果进行“不理性”、“感情用事”的指责，对于这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应当给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