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婚检与婚姻自由的宪法保障

强制婚检与疾病婚禁婚制度有着密切的制度关联。在我国婚姻立法禁止患有特定疾病者结婚的前提下,法律将婚检设定为婚姻登记的前提条件有其合理性。但疾病婚禁婚制度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干预逾越了必要的限度,《民法典》将疾病婚禁婚改为可申请撤销,这是在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健康利益之间维持了一个适当的平衡,因此符合宪法。在《民法典》不再将患有特定疾病作为禁婚对象的条件下,强制婚检制度就有必要随之改革。此外,可撤销婚姻制度也有助于推动公民在婚前积极进行婚检,因此没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     

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以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对立为视角

防卫挑拨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的挑拨行为能阻却正当防卫,即防卫挑拨的判断标准问题.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围绕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展开,但除了具体论证问题外,在论证方法上就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未能形成有效的推导关系.对防卫挑拨的理解应回到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结合"自利理性人普遍同意"理论,并关注到当代功利主义者对...     

对有限理性的哲学考察及其当代性反思

有限理性理论的出现重构了关于理性的理论,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模式,带领人们从理论理性走向了实践理性的认知变革。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当理性已从人的外在属性内化为人的本质属性时,有限理性表现出的则是一种规范性的概念,蕴含在社会文化之中,只有社会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才是理性孕育和不断发展的温床。有限理性理论对人类本身、人与社会都有重要意义,从哲学视角审视该理论的发展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理性的根基和方向。     

东亚型资本政治：威权体制、资本理性与现代化

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采纳了资本制度和威权体制,二者之间的结合是基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威权体制、资本理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东亚型资本政治形态.由于现代化内含着发展的逻辑,由此造成威权体制与资本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造成"硬威权主义"向"软威权主义"转变.     

“摸着石头过河”与当代中国经济变迁 ——陈云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60年来,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手工业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在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历程中,我国的经济管理制度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变革。这三十年的改革,没有碰到太大的波折,或者非常大的损失,恰恰是尊重历史、尊重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上推至新中国60年的历史,其中的成就和失误也可以从中得到教训。“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种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更注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方式。实践证明,在经济变迁中选择这种作法是审慎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帮助。     

理性前瞻：青海虫草回暖待何时

我省是虫草资源大省,占全国虫草总产量的53%,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建设一处上档次,有规模的现代化虫草交易中心,对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我省虫草资源,带动全省地方名贵土特产品牌,推动西宁市特色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评《风险社会》和《世界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重视制度面向的社会学批判理论,其认识论基础是反思的现实主义,其理论预设是等级秩序的存在.中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透视出中国在现代化反思能力、法律系统、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互动、环境法基本原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论教育管理中的经济理性主义

经济理性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使传统的教育管理不管是在手段上、方法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得到了科学的提升。教育管理在收获效益的同时,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却遭到了颠覆,对人的漠视、社会价值的失落、目的的异化,使经济理性主义受到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而作为现代教育管理又不能不追求效率,所以如何匡定经济理性主义在教育管理中的边界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是道德理性便自然地回应了这一理论诉求。教育管理效率与价值的博弈要求经济理性主义必须在道德理性的框架内寻求理解和应用,唯其如此,教育管理在寻求效率的过程中才不会失去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