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预测

2010年,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逐步从应对危机状态回归正常,同时把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重要位置。这一政策转变,虽然带来经济增速的一定回调,但为未来五年经济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潜在增长能力的测算,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预计2011—2015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为9%左右。未来五年应把注意力聚焦在改革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适度提高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     

让法治成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和最高信仰

正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事实证明,在国际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如果一国选择了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产权法律制度,则它就选择了繁荣。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全会。在中国改革开放36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际国内的各个层面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制度供给亟须创新的今天,执政党高调强调法治社会和法治     

波特假说三个层面的当下证说与建言

利用我国2001-2012年工业部门3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波特假说的三个层面的含义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环境规制对行业生产率的动态效应及其影响。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并不总是对企业有害的,从长期来讲会推动创新进而提高行业生产率,特别当采用总体样本进行回归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环境规制更多的是抑制环境污染较严重行业,高污染行业并没有通过环境规制机会来识别和消除低效率;外部竞争是产业利用环境规制来提高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     

德国就业“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及其隐患

国内外学者多以短时工作制和施罗德政府推行的哈茨改革解释为德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出现就业＂奇迹＂的原因。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短时工作制仅是德国应对危机的惯用手段,哈茨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德国良好的就业表现,而工资节制是短时工作制得以发挥作用和提高德国劳动力市场均衡就业水平的基础,即就业＂奇迹＂出现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工资节制阻碍了德国生产率的提高,长期失业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德国的经济发展存在隐患。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走出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

劳动生产率一般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现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中国在过去的30余年里得到了强劲发展．迄今已具有相当的数量规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却严重偏低．不仅与经济规模不相适应．而且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持续走低的核心原因之一．     

创新驱动 可持续发展

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切实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挖掘增长潜力与稳定宏观经济

针对把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与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相混淆的经济学传统与现实,必须从理论和实际上对两个问题进行区分,揭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有助于认识以往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格局,抓住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矛盾,寻找正确的政策手段。由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了长期增长的供给方面因素,而在出口、投资和消费能力方面产生的周期性冲击,构成了宏观经济需求方面因素。中国经济面临的减速是潜在增长率下降造成的,不能指望需求方面的刺激政策可以解决。因此,旨在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系列改革,可以带来显著的改革红利。而旨在平衡需求结构的相应改革,则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也可以带来改革红利。     

知识生产率取代劳动生产率质疑

“知识生产率将取代劳动生产率”是一错误观点。知识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客观存在于任何经济时代,它们既不会消失,也不会相互取代。知识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经济时代的效率标准,在不同的经济时代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只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提高知识生产率要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重,但主要在于提高知识生产率。     

我国信用分配中政府信用膨胀现象与定向信用问题

信用分配中政府信用所占比例过大的不平衡现象,以及定向信用的存在,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信用这一稀缺程度较高的资源在我国使用效率低下的原因,本文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政府要减弱对信用资源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让市场力量自行决定信用资源的流向,而政府的责任就在于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与地区收入差距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无论从绝对差距还是从相对差距来看都呈现扩大的趋势,成为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形式。导致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对外贸易不仅直接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而且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间接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因此,采取适当措施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缩小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要大力推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政策扶植力度;优化中西部地区出口商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