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皇权对刑事审判的控制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历史时期,与这一治国的总体方略相适应,宋代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对刑事审判的控制.宋代通过强化皇权对刑事审判的控制一方面使皇帝成为最高裁判者,彰显了皇帝对臣民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刑事审判中的人治主义色彩,造成对正常刑事审判活动的干预.     

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汉代是德主刑辅理论被奉为官方主流法律观的开始,但在分析此种现象时,学界习惯性地直指武帝时期且忽视法思想置身于其间的权力结构。事实上,秦汉时代的权力结构是所谓的"皇帝政治",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权力形式都是随着皇权观的演变而被调整的。在汉代,经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及其后各朝,皇权与儒术的联系日益密切,德主刑辅理论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所以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主刑辅理论兴起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过程也生动地展现了传统中国权力与法律的共生性关系。     

对地方人大监督的认识

什么叫监督？《辞海》解释为监察、督促。从字面上讲，是由上而下的监视和督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种居高临下的监督，实质上是封建皇权自上而下的强权控制。这也是讳言监督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内、外朝之设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关系

内、外朝是封建王朝中央官僚体制的两个权力系统，两者之间既相互制衡，又共同服务于皇权政治。内朝的形成以及内、外朝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又反映出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推动着内、外朝关系的变化和中央官僚体制的演进。     

皇权与清代司法运作的个案研究——孔飞力《叫魂》读后

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著《叫魂》一书通过一个关于乾隆朝“盛世妖术”的故事,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本文则借此进而分析了皇权与司法运作之关系及其特点,并对改进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可怕的“真理”

崇拜帝王是国人几千年来不解的情结。而今，虽然皇权专制制度已被消灭近百年，皇帝这玩艺儿也早已绝了种，但这些年来，由于一帮崇拜皇权的作家、编剧、史学家跪伏在地，如痴如狂地猛写歌颂皇帝的作品，颂皇的书籍铺天盖地，颂皇的影视剧充斥荧屏，致使国人崇拜帝王的热情有增无减。     

毛泽东与新中国之一：人民当家作主

到今年，北京作为中国都城的历史已有860年。从中轴线贯穿南北的城市布局，到朱门、琉璃、龙纹等细节装饰，这里的一切都曾经打上鲜明的皇权烙印。     

皇权与传统政治秩序的生成

皇权在形成传统政治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仍缺少比较系统的阐述。皇权意味着有皇帝身份的人真正居于象征最高权力的宝座之上,并切实按照公认的规则行使这种权力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这样的皇权有利于形成人心思定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整肃吏治和保障民生,所以成为传统社会理想的尊卑有序、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政治秩序之源。但以皇权为核心组织社会秩序,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     

中国商会的社会起源与发展

中国商人是兴衰交替的矛盾运动体，商人势力的过度膨胀会威胁到皇权制度，因此商人被控制在皇权制度的需求范围内。商帮是最早出现的有规模的商人群体，它的形戍因素主要有地缘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等。行会是商人最早的组织，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变迁的加剧，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构成了行会向同业公会转化的主要动因。帝国主义入侵程度的不断加大，商人的处境愈加艰难，迫使同业公会联合戍商会。商会的命运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商会如何定位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会现在的命运与未来趋向。发展商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