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为实验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本观的科学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本思想强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蕴涵极大的科学价值;以最后通牒博弈为代表的行为实验以及若干新兴前沿分支的蓬勃发展,促使当代经济学更加关注行为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观,把握经济学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运用实验等科学方法全面、内生地研究行为属性,探索人本思想科学价值的有效实现方式和途径,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更好地指导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和经济理论建设。     

管理制度观:“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镜像

人性与制度本源上的密切关联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命题,而对二者之间的逻辑解释却莫衷一是。制度作为管理实践最重要的御用工具,首先受到管理理论典型人性假设——"经济人"的深度影响。理性经济人的"价值无涉"导向将管理(组织)制度化推向理想状态,人性只是在显性的利益层面获得彰扬,如是,多样化、复杂化的"人"的内蕴也就主要在"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组织社会结构中"单向度"地演绎。因此,由其生成的管理制度观便硬嵌于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镜像中,在管理视域下"经济人"假设的内在规定性包括核心假设和支撑性假设。其"理性—设计—均衡"制度观包括:制度均衡论:机械方法论的延续;制度设计论:理性预设的必然导向;制度效率论:"效率—公平"观的制度表达;制度服从论:管理制度选择的依据。     

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多样性假设及其例证

本文在对马克思制度变迁多样性假设探讨的基础上讨论了几个例证,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基础的东西方差异、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设想及实现,以此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多样性理论.     

法律推定的博弈分析

推定是在无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法律事实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涉及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材料义务和有说明责任的推定中，包含丁关于嫌疑人的理性人假设，推定规则也体现了立法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利用博弈论方法指导相关立法活动对立法宗旨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侦查假设几个问题的探讨

侦查假设在侦查实践中有十分广泛的运用，但理论上缺乏系统研究。对侦查假设的含义、侦查假设思维、种类和影响侦查假设的因素等几个问题作了粗浅探讨。     

略析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凯恩思主义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界定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及其经济职能。但是,在60年代末产生的滞胀现象却显示出政府干预的失败。公共选择理论采用”谋求最大发展自我利益”的经济人的逻辑演绎方法来研究政府的行为,认为政府失灵既有偶然因素,更多的是必然性的因素。最后对中国的政府经济职能的根本转变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以西方后现代为视角看软法之治

后现代社会是自上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经历的重大变迁,其知识经济特征和后官僚的公共治理方式是软法产生的现实温床;反对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奠定了软法产生的思维前奏;而现代之后出现的回应型法、交往理论、虚设法假设理论等法学思想可为软法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学术界更要树立荣辱观

马涛在4月20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核心前提假定：人都是自利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利己主义者，“经济人”是人亘古不变的、永恒的本性。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把“人的本性是自利的”这一论断作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在西方，“经济人假设”是被严格限制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而在西方经济学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将这一理论“假设”滥用的现象。一些人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出发，公开宣传“人为财死”的“经济人”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驱动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推崇私利的社会价值观取向。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已意识到了“经济人假设”将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学研究中应如何去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道德伦理问题。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着的“经济人”概念被滥用的现象，布坎南就警告说：“在转型期社会里（例如眼下的中国大陆），     

监检视野下监察留置措施体系完善研究——以退补调查换押措施责任划分为切入点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后,由于相关立法过于原则粗疏,监察程序运行错位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监检程序衔接与配合面临规则失衡、措施缺位等问题。当前,留置措施的属性定位与功能不符、不加区分统一适用等情形导致司法实践中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程序衔接出现真空进而导致责任相互推诿。聚焦职务犯罪案件退补调查期间换押措施责任问题,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留置措施的属性并有助于完善留置措施规则体系,进一步促进监检二者的良性衔接和互动。对于留置规则体系完善,应对不同的被调查人以"二分法"设置留置细则,细分区别证明标准与留置期间规则,引入律师辩护制度内部保障被调查人权利、外部监督监察权的规范运行。     

监察中心主义倾向的理论反思

在法治反腐体系下,监察权在纪监和司法“两组关系”中存在不同定位。在纪监关系中,以监察为中心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反腐败体系的重要成果,此种意义上监察中心主义倾向的形成具备客观必然性与实质合理性。在司法关系中,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与线索移送权,应当服务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活动,此时的监察权不宜占据中心地位。司法过程中监察权的介入打破了原本相对平衡的诉讼权力结构,监察机关凭借其在事实认定与证据获取方面的优势,有可能形成主导职务犯罪办理全局的监察中心主义倾向,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化解司法过程中的监察中心主义倾向,应当在党中央一体推进“三不腐”有效机制和“行贿受贿一起查”决策部署指引下,进一步优化监察监督的职能定位,完善监察与检察的衔接机制,以弥补监察权自身制度短板,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