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价”葡萄案的几个刑法问题思考

"天价"葡萄案引发了数个值得思考的刑法问题,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首先,盗窃行为的成立并不需要行为人对盗窃对象的价值有所认识;其次,在行为人无法认识盗窃对象的特殊价值时,以违法性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认识可以更好地解释对行为予以刑法处罚的根据;再次,"天价"并非无价,被盗葡萄的价值仍可以确定,但该数额不能包括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盗窃罪犯罪目的探微

盗窃犯罪是一种最常见的财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其它财产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非常重视的犯罪类型。而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窃罪的主观要件之一,对于盗窃罪的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总是无争议,深入理解盗窃罪犯罪目的是必要的。     

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研判

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辨析一直是办案实务中的争议难点。文章对盗窃罪及职务侵占罪进行细化分析并就如何准确定性进行了研判,提出四大定性法则:即"工作之便"抑或"职务之便"定性法则,是否"具有合法权限持有、管理单位财物"定性法则,法益定性法则,被侵犯财物的状况定性法则。     

私自开设网络帐号并盗用网络服务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杨某，男，２３岁，某市高级程序员。１９９８年８月，杨某利用其精通计算机网络技术，非法侵入该市某信息网站，并在该网站上私自开设了４个网络帐号，这些非法帐号被查出时的使用记录长达２０００多小时，按照该市信息费每分钟０．１２元计算，盗窃信息资费共计１．６多万元。 二、分歧意见 对杨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杨某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盗用行为。盗用与盗窃是不同的概念。尽管刑法第２６５条对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码信号的行为作出了规定…     

关于盗窃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调查发现，盗窃罪是刑事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正因为此，我国立法和司法都对盗窃罪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盗窃罪的某些立法和司法还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就盗窃罪的主刑、附加刑和盗窃罪的有关司法解释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洪某的行为定侵占罪还是盗窃罪

[案情]2010年2月10日，洪某邀请李某（工友）来家过年。李某欣然答应，隔天就从工地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到洪某家，准备住几天。2010年2月13日，洪某向李某借摩托车外出并偷偷配了一把摩托车的钥匙。     

挂失并取走自己出借银行卡内钱款行为的刑事法律定性——以法律关系的分析为路径

借卡人与名义持卡人之间存在事实行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名义持卡人与银行之间存在法律行为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借卡人与银行之间不存在影响行为定性评价的法律关系。所以，挂失并取走他人存在借用本人银行卡内钱款的行为在民法层面，只是不履行债务行为的一种，并且这种不履行完全属于当事人意志之外的不履行，因此缺乏对该种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侵吞自己名下银行卡内他人钱款的行为性质认定

当前司法实践中，侵吞自己名下银行卡内他人钱款的行为性质认定具有较多争议。行为人通过故意挂失的手段侵吞自己名下、但不拥有卡和卡密码的银行卡内他人钱款构成了盗窃罪。其在客观方面行为具有秘密窃取的特征，在主观方面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卡内资金不属于行为人占有，故不应当被认定为侵占罪；因银行没有基于行为人的行为陷入认识错误而交付资金，故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因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故不能按照民事侵权处理。     

针对ATM机犯罪的司法衡平——刘元元案与许霆案判决之比较分析

刘元元案和许霆案都是针对银行自动取款机实施的犯罪，法院审判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反映出我国地方法院对待同类案件的审判存在严重的司法失衡。解决司法失衡问题需要完善立法，提高非法律规制手段的地位，提高司法人员的执法素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     

事后抢劫罪中“暴力”程度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左某是河南信阳人。2011年某日,其和同乡徐某骑车来到舵落口大市场准备盗窃财物。看到一家门店里只有一个女老板在,徐某便假装购买商品跟老板章某某谈价钱,左某则溜进章某某的办公室拎走一个手提包(包内财物价值近两万元)。左某刚出了门,就被章某某发觉。章某某边追边喊,来市场买东西的市民项某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