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东北的传播

1871年,法国大革命似一声惊雷,震惊了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诞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划时代的开端。尽管巴黎公社只存在了103天,但她的影响十分深远。此时,愚昧落后、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对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无所知。不过,当时出使法国的一支清     

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法律问题研究

2013年修改后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强化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对惩罚性赔偿条款做了修订。修订后的条款比原来的规定更加科学、合理,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中争论较大的就是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问题。从中国目前产品质量的现实情况出发,并基于利益平衡角度考虑,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普通消费领域的知假买假的惩罚性赔偿规则,需要进行更为广泛的扩展,包括食品、药品领域和服务领域。目前当务之急是梳理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行政规章之中规定的相互矛盾之处,让司法标准进一步统一,实现法律的公正、公平。     

蒙元时期非汉民族内迁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元朝是由漠北南下的蒙古族所建立,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封建王朝.在其统治的百余年间,大量非汉民族迁居内地.因此,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移民众多,不同民族杂居相处,不同文化交相辉映,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减租减息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村政改造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进行了村政改造。减租减息的实施使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为村政改造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村政权的有效改造也为减租减息的顺利开展提供权力保障。     

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已发生了三次“革命”,广义来讲,这三次“革命”均属于“颜色革命”的范畴。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往往尚不具备其他“颜色革命”反对派发起政治动员的一系列“常见”条件(如发达的社交网络、强有力的政党、较高水平的青年组织等)。而在相关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反对派依托何种力量实现高效的政治动员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为解答这一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传统政治习俗成为本篇文章重点考察的因素。在三次“革命”中,这三类非正式政治力量帮助反对派实现了募集资金、召集支持者、获取舆论支持、削弱政府合法性、策反政府高层官员等一系列政治目标,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依托。运用非正式政治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得以在其他相关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短时间内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并最终达到了推翻现存政权的目的。     

建设勤勉务实的“公仆文化”

正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官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官"者,官吏、官员之谓也,是阶级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各级各类管理人员的统称。从性质来看,"官"是一个中性词,意味着一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治理模式,孕育着不同的"官文化":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官文化"以"权治"(亦即"人治")为核心内容,通过权力和权谋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官     

天下眼

泰国发生军事政变 5月22日,以泰国陆军司令巴育为首的军方发动军事政变,由“国家维护稳定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巴育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包括前总理英拉在内的多名政界人士遭军方“传唤”,并一度被扣留。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欧盟等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政变。分析称,政变虽能短暂减少暴力冲突和伤亡,但若军方不尽快还政于民,泰国恐将陷入长期政争的恶性循环。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

公民的消费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创造良好消费环境,构建和谐消费关系,不仅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对维持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也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经营模式和交易方式持续创新,各种新型服务项目及消费方式不断涌现,而消费关系中固有的非理性消费、经营者诚信度缺失、行业监管缺位等问题仍很突出,消费者权益受损的现象也越发频繁。1993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今已20年,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制定法本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谁掌握了村政权,谁就赢得了主动权。村政权的好坏对于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充分了解,准确分析村政权的性质,并据此确定相应的组织形式,是抗战时期采用正确斗争策略,以我之长,攻敌之短,最后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新生代农民工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研究

本研究运用质化研究方法调查了供职于广东省制造业领域的新一代农民工的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通过分析年轻农民工对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产品的接受程度、使用模式以及依赖程度,重新验证了数字鸿沟理论在该群体的具体反映,探讨了科技发展与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