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实践构想

社区矫正是一种人道、有效、经济的罪犯处遇制度。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制度是现代刑事政策的重要趋势。从刑罚的教育性角度考察,监禁刑与罚金刑难以从根本上改造未成年犯的犯罪思想;从未成年人发展的角度看,在正常人生活的健康环境中进行改造,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增强重新做人的决心。我国应当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未成年犯进行行为矫正和心理指导。     

建立完备的衔接规则体系 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发展

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存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为保障各个环节的衔接工作及时到位,必须针对具体的工作环节、具体的衔接工作制定有针对性的衔接规则,确保各个环节的衔接工作科学、有序、及时、高效地运行。     

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成效明显

重庆市去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一年来,共接收社区矫正服刑人员859人。其中管制12人,暂予监外执行32人,假释26人,剥夺政治权利57人,缓刑608人,到目前为止,已有124名社区服刑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分析

社区矫正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符合未成年犯的心理特征,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有利于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我国社会主义的刑事政策、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以及日趋完善的社区和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资源为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更新行刑观念、对社区矫正进行科学定位、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业的矫正人员、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以及建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评估体系是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的重要举措。     

论社区矫正与“法治浙江”

社区矫正起源于英美,它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目前在许多国家中,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中国在前几年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浙江省作为流动人口众多、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省份,在倡导“法治浙江”进程中,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完善“社区矫正”的体制,对创建和谐社会,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抓工作特色 谋持续发展 努力开创心理矫正工作新局面

根据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公室关于开展心理矫正工作的有关要求,杨浦区在2005年开始探索心理矫正工作,2006年在全区12个街镇全面推开。2006年年底,杨浦区通过竞标成为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心理矫正设施化建     

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现实化路径

在非刑罚处罚方法的运用上,应建构独立的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特别是在检察环节对经济犯罪适用相对不起诉并附加非刑罚处罚应具有可操作性。在我国刑法对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犯罪人实施看管以及政府强制治疗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完善对间歇性精神病犯罪人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罚机制。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要求针对一般犯罪的非刑罚处罚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方法体系。     

从调研中看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经济、有效、人道的刑罚执行方法,代表着刑罚执行的未来走向。但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尤其是缺乏一个成熟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通过对虹口区社区矫正实施情况的调查报告,根据社区矫正的理论,对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对社区矫正制度的改革建议。     

扎扎实实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2005年4月泊头市被确定为河北省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县市后,不等不靠,大胆实践,坚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该市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业192人,其中判处管制的1人,剥夺政治权利9人,裁定假释1人,判处缓刑181人,这些矫正对象至今无一人重新犯罪。     

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主体及其角色定位

社区矫正是相对与监狱矫正的刑罚执行方法，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目前正在北京、上海等六省市展开，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由于相关立法与现有体制上的弊端，该制度仍有许多值得改革与完善之处。本文从实施主体角度，就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决定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加以深入探讨，指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设置及其功能上存在缺失之处，并提出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