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破产立法刍议

金融风险的特性之一是扩张性,这会直接导致金融机构破产,损害投资人的利益。而我国在《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非常零散,《破产法》等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多为宣示性或者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我国应采取效率优先的立法模式,将债权人、金融监管机构都纳入申请破产主体,重视和完善破产重整制度,以降低金融风险。     

美日银行破产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及启示

银行是现代金融的核心,优胜劣汰,建立银行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意义重大。比较分析美国日两国如何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发现其相关法律比较规范完善、监管机构权责明确、破产原因合理创新、银行处置方式灵活。反观我国相关具体规定,存在着法律不完整、重要制度缺失、破产申请权不合理、破产处置方式缺失等问题。我国可借鉴国外立法完善我国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     

论破产财产出售的程序规制——以克莱斯勒破产案为例

克莱斯勒破产案中原克莱斯勒公司附义务出售破产财产的做法改变了债权人的受偿顺位,引发了破产财产出售与绝对优先权原则的冲突.出售破产财产可以使债权人受偿额增加,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应当支持,但也存在如何准确估值破产财产的问题.可供参考的实体性解决途径有司法估值和市场检验.司法估值耗时长、耗资大,不可取,市场检验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估值的准确和衡平.以露华浓规则为代表的程序性规则因符合程序正义和避免主观性的特质,成为结合实体性途径进行财产估值的最佳方法.程序性规则的内容是:董事会要符合勤勉义务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管理层必须将财产出售的详细情况通报给董事会.     

山西票号存百年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论破产程序中的税收债权

我国《企业破产法》明确了税收债权作为破产债权的属性,并确认其优先受偿的地位,但是税收债权人如何行使权利,以及纳税担保在破产程序中如何适用等问题,依然需要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规定。《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税收债权的优先性已有淡化,税收债权应当与其他债权一样在法院确定的破产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其申报主体以市级国家税务机关为妥;破产税收债权应以破产申请受理之前发生的"所欠税款"为限;破产法中的撤销权规定不适用于纳税担保,而有关别除权的相关规定和制度应适用于纳税担保。     

浅析我国新《破产法》的破产条件

破产作为法律上的用语,有实体和程序两重含义。破产法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保护债权、救济债务人、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当今世界关于破产条件的成立宪法大致可归纳为列举主义和概括主义两种模式。主要明确,便于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认定不足,过于僵化,无法适应多变的社会环境,滞后性。     

参与分配制度完善之思考及其可行模式之构想

为填补有限破产主义之缺漏、解决非法人主体在资不抵债时债权人能得以平等受偿,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应运而生。然而由于相关法律规定单薄且＂年久失修＂,加之将崇尚债权平等的参与分配置于追求效率优先的执行程序中,不但无法满足非法人主体＂破产＂法律需求,而且使得参与分配制度与整个民事执行程序不甚协调,以致其缺陷重重,远未达创设时所预期之效果。以参与分配的功能定位为视角,辩证思考当下变革参与分配制度的既有思路（即仍在民事执行范畴内的修正或试水＂个人破产＂以作重构）的可行性,以法人破产为蓝本,建立既独立于执行程序,又有别于破产程序的专门性参与分配制度即＂参＂字案号的模式,以求解重构之方向。     

浅议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可行性

建立我国的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要求和体现,公平保障债权人利益的需要,保护债务人利益,解放其债务压迫的需要,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良好运行的要求,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及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理论基础,物权法和存款实名制的实施为自然人破产提供了制度环境,个人信用体系、社会保障制...     

论利益相关者对破产重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

国内外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一个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企业对于职工、政府、环境、周边社区等相关利益体的责任。企业面临重整的困境时，利益相关者又应该对于一个重整的企业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呢？这是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比较欠缺的，所以本文从此着手，分析利益相关者和重整企业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但是也存在一致性的目标。文章又从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的必要性和承担方式来阐述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