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刑量刑监督制度之完善

法院在自由刑量刑上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职务犯罪处罚轻刑化、量刑偏轻、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同类案件自由刑量刑差别较大等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可从完善自由刑立法、试行量刑建议、制定量刑指南、行使抗诉权等方面予以限制和监督,促使自由刑量刑的公正裁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和功能.     

重构管制刑之思考

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处罚方法,产生于民主革命时期。它曾在保护人民,惩罚犯罪分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其愈来愈显现出种种弊端,致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刑罚功能受到损害,因此,本文认为必须对我国管制刑进行改革。结合中外有关限制自由刑的规定,建议废除管制刑,增设符合国际刑罚改革趋势的新刑种——社会服务刑,使我国的刑罚体系更趋科学、合理。     

从实证角度分析“民转刑”命案特征及预防

“民转刑”命案通常是由民间私怨不断升级,怨气长期积累导致一般的民事纠纷转化为具有严重后果的刑事案件。这类案件从矛盾发生到出现刑事后果具有较长的期限,外界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力量去干预纠纷,化解矛盾。“民转刑”命案在犯罪学上就犯罪预防来讲有着充分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从“民转刑”命案的一般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探寻该类案件的预防基础;另一方面从纠纷解决机制上增强调解的社会效用,将可能升级成“民转刑”的案件及时“灭活”,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当今我国医疗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但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有日趋严重的态势。为解决医患矛盾,打击违法医闹行为,2015年我国《刑法》正式将“医闹”行为“入刑”。然而“医闹入刑”后,并未达到立法之初预期的效果,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细化与完善仍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医闹入刑”的背景与“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入手,讨论了医患纠纷中的医闹行为界定与危害,并对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一点完善路径,旨在促进我国医疗与健康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     

也谈慎刑--兼与陈松、熊建先生商榷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冤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慎刑主要针对的是死刑及笞杖罪以上的判罚,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实际操作中很难达到预想效果。慎刑与恤刑有着本质不同,而且明代的厂卫制度也并非对慎刑的监督,而是司法审判制度的一种弊政。     

公安机关“说理式”执法探究——基于袭警罪正式入刑的背景

袭警罪入刑后,公安执法实践中存在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问题。针对社会危险性不大、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合理适用“说理式”执法。这符合现代文明法治理念的要求与树立公安机关执法形象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减少执法活动中的“泛武力”现象,尊重执法相对人。“说理式”执法是基于依法治国总要求和公安工作科学规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推行“说理式”执法,公安机关应从制度保障、机制确立与工作落实3方面着手,要求执法民警转变执法观念,提升自身“懂法理、明事理、讲情理”的能力素养,减少乃至消除执法冲突,避免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新科尔伯格理论的发展及其启示

新科尔伯格理论继承了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核心原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道德认知发展的图式论和类型论.这对推进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和指导我国学校德育实践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论我国管制刑的现状及其完善

管制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限制自由刑,符合刑罚轻刑化、开放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管制刑在实践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适用率较低,由此引发管制刑的存废之争一直不断。管制刑在我国有其理论依据和社会基础,应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完善内容,增强惩罚性,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基准——“丁汉忠案”的文本梳理和法理审视

目前我国有关故意杀人罪中死刑裁量因素的审查难有真切、统一的基准,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刑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和阐释较为草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趣旨未得到充分领会;各量刑因素的作用莫衷一是、标准不一,“估堆”量刑的困境萦绕其间,因而须探索故意杀人罪中相对合理的死刑裁量基准。具体而言,须区分各量刑因素的轻重、位阶,建构以责任刑为主、预防刑为辅的死刑裁量基准。至于是否入围死刑圈主要是仰仗责任刑阶段的判断。若责任刑阶段均是从严因素,基本会入围死刑圈的审查。死刑圈内的三种准刑种如何抉择,取决于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在预防刑阶段若均是从宽因素,一般死缓的判决即可满足要求;若从宽因素和从严因素交错,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基本可满足要求;若只有从严因素,则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