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规制的基本原则之探讨——以我国“徒刑”执行为例

刑罚规制,特指国家对适用刑罚所要侵害的客体、侵害方式与侵害程度等等方面作出的规定与限制。为了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好地保障罪犯人权,加强刑罚规制基本原则研究十分重要。从我国徒刑及其运行实践看,其侵害客体界定、施害行为规制、侵害程度规定等方面都存有严重不足。为促进刑罚及其体系科学化,有必要紧扣刑罚适用客体、刑罚体系结构、刑罚种类创制、侵害客体界定、施害行为规制、侵害程度规定等层面,加强刑罚规制基本原则的研究探讨。     

平等权视角下刑法涉性别规范的存在基础与反思--以《刑法》第49条“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为切入点

对妇女予以特殊保护的做法具有合宪性,但其限度应当与自然法中的不平等保持“相称”的水平,否则即属于“过限的实质平等”。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意志自由为出发点,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能想当然地将其视作弱势群体,应当就其所处的阶段、场合具体判定;同时,追求实质平等很大程度上也无需动用刑事手段,作为补充法,刑法只有在性别差异对罪责产生实质影响时才可启动。重新审视刑法中涉性别规范,我国刑法应当走上去“性别标签”的道路,尤其在逐步废除死刑的过程中,避免矫枉过正、用力过猛。     

论刑民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

刑民诉讼程序有效衔接具有重要制度价值,在为刑事案件转入民事诉讼处理提供制度出口的同时,又为该转换提供可行性程序支持.现阶段,应当在刑事立案侦查程序、审查不起诉程序、审判程序中衔接民事诉讼程序,赋予当事人程序衔接知情权,建立刑事案件证据移转支持民事诉讼制度,明确刑民诉讼制度证明标准差异,允许在同一证据基础上出现不同认定结果的刑民判决,并逐步扩大先民后刑处理案件范围.     

论我国拘役刑的废除

拘役刑作为我国刑罚的五种主刑之一,在我国1979年和1997年的刑法中均有规定,但其作为一种短期自由刑具有一定的缺陷,其存废之争也开始兴起。本文在简要介绍我国拘役刑的概况后,将具体分析废除我国拘役刑的理由,最后提出废除拘役刑后我国的刑罚体系的完善方案。     

证据保全制度的功能及其扩大化

基于诉讼数量不断增长和现代型诉讼要求先收集证据、后提出事实主张的客观需要,为实现预防诉讼、促进诉讼、集中化审理和多元化解决纠纷之目标,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纷纷对证据保全及类似制度进行了改革,使证据保全制度除保全证据外,又具有了确定事实、开示证据和诉讼外解决纠纷的多种功能。为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保障当事人证据收集权和证明权的实现,我国也必须扩大证据保全制度的机能,一方面增设确定事物状态和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之证据保全类型,另一方面鼓励当事人在证据保全程序中就与纠纷解决相关的事项达成协议。     

制度不确定与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

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制度的重大变迁,渐进的改革方式为我国带来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制度的不确定,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所带来的冲击。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可以被视为是在这种环境中规避风险、 寻找机遇的一种努力,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是我国特定历史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需要配备完善的制度,使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遏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论数个有期自由刑中部分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

本文在评析学界针对在数罪被判处数个有期徒刑、拘役中既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也有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场合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起始时间的计算这一司法难题所提出的三种解决办法的基础上 ,认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应从合并处罚后的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或者假释之日起开始执行。     

论短期自由刑的存废

自由刑是剥夺或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罚。在各国刑罚体系中 ,自由刑处于中心地位 ,是最重要的一种刑罚。自由刑分为有期自由刑与无期自由刑两种。有些国家在有期自由刑中又单独规定了短期自由刑。我国刑法关于自由刑的规定属于此种情况。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刑种类 ,除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外 ,还有拘役和管制这两种短期自由刑。从刑罚的发展历史看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主要适用死刑与肉体刑 ,自由刑尽管在封建社会就已经出现 ,但直至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广泛的运用 ,作为刑罚体系中最主要的刑罚。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如同一切事物一样…     

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适用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对单位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效果。因此,需要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承担主体、罚金刑数额的裁量依据、单位犯罪后“关停并转”的罚金刑适用以及执行中的完善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单位犯罪罚金刑适用的相关问题。     

“扒窃入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

扒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其扒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扒窃入刑”客观上无数额、次数、手段的限制,突破了盗窃罪以数额定罪的观念,但主观上应是基于窃取较大公私财物的故意,应从这两个方面把握扒窃的入罪标准.扒窃的既遂标准与一般的盗窃差异不大,但扒窃入刑使得扒窃未遂也受处罚.总之,《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扒窃的规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实践中打击扒窃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