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相见”不“相识”:公民参与反腐败的认知梗阻及其克服——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研

推进基层监察体制改革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查资料，对村(居)民监察认知的现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村(居)民监察认知存在关注程度不高、了解程度不深、参与积极性不足，但满意度较高的认知梗阻。其中，对关系壁垒、宣传方式、腐败生态是影响监察认知水平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应通过重视社会资本的“感染”效应、创新廉政政策宣传内容和方式、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等方式克服公民参与基层反腐败的认知梗阻。     

企业并购中的职工参与机制研究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职工参与机制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防止职工权益受到不当损害,降低企业并购成本,消除劳资之间的冲突。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职工参与的组织形式和企业对职工的告知义务,但存在职工参与的内涵界定模糊、职工代表机构未发挥实际作用以及法律后果缺失等问题。为完善我国企业并购中的职工参与机制,应当明确雇主对职工的告知义务,规范职工参与企业并购的组织形式及其职能,并完善雇主违反职工参与规则的法律后果。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核心要义

对革命一语的内涵理解具有时代局限和现实挑战。从狭隘历史视野出发对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所作出的理解,是在实践性经验基础上抽象出的非全面理性认知。它对各类以及各阶段的革命话语与革命任务凭借的是模糊化处理方式。这样就难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体性或宏观性上,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蕴。而各类革命话语是具有耦合联动效应的统一体,具有时空的连贯性和独特的目标性,而使其统一的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其方式是政党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