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制”“治”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总体框架设计

人工智能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能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其将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精准预测公共需求,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但人工智能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对现有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产生了冲击,对信息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而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的结合是社会治理系统优化的一项庞大工程,需要科学的系统框架,这一框架主要由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有利AI健康发展的环境、完善的信息资源体系架构、科学合理的AI技术架构、广泛应用的AI社会治理平台五个部分构成。     

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     

撑起儿童照顾的“半边天”——对父职实践的社会学考察

随着现代育儿理念的不断渗透,父亲参与儿童照顾的现象和行动越来越多。父亲关爱、全职爸爸、奶爸等新的父亲形象与父职实践不断涌现,新旧父职话语与父职实践正在同一时空上演。儿童照顾中父亲参与的增多,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同伴群体的示范带动、社会福利政策的推动、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和男性照顾的优势地位发挥等息息相关。更好地促进儿童健康成长,需要唤醒儿童照顾上的父职自觉,让更多的父亲参与到儿童照顾实践中来、确保父爱在场,竭力撑起儿童照顾的"半边天"。     

图片报道

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社会治理新格局,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发扬志愿服务精神,12月14日上午,汶上县西城社区联合汶上县西顺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山东正权纺织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到金星花园小区开展"红盟助力情暖万家——清洁家园喜迎新年"志愿服务活动。公司党支部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企业班组长,西城社区全体社工参加了活动。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当代中国改革实践——重温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蕴涵着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精准论述,以及结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所作的严谨思考。它深刻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为思考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科学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性文献,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的一次建设性对话,其思想精髓对于我们今天自觉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在改革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并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从而不断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有着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