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民主——中国民主 发展的新生长点

随着城市单位体制改革的进行,社区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显现出来,逐渐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要地。而伴随城市居民自治的推行成长起来的社区民主,无疑成了中国民主发展的新生长点。社区民主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合格的民主主体、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日益成熟的社会直接参与机制。新时期推进社区民主建设,应重点做好完善社区民主的运行机制和完善社区民主的实践形式两项工作。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本文以治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的依存性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出考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另一路径。一方面,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二者互动过程的考察,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哲学假设、居民—社区关系的理念预设、动员居民参与的理想目标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员的策略做了若干反思。     

社区来了检察官——黄浦检察院“窗口”延伸进社区

近年来，黄浦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积极探索控申检察业务与社区工作的结合点，结合本区实际，主动将来信来访接待室这一“窗口”延伸至街道社区，主动为社区群众提供服务，协助社区做好维护稳定工作。该院的控告申诉部门先后荣获上海市检察系统“集体二等功”、“黄浦区信访工作先进集体”，有两名干部被授予“优秀接待员”和“人民调解先进个人”称号。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美国洛杉矶地区的日裔社区

日本人在美国落籍始于1841年。美国的日裔人喜欢聚居生活,并保持着较浓郁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洛杉矶形成了无数个日裔社区。但随着美国市场的变化和日裔青少年美国化的加剧,日裔社区的凝聚力正在减小。     

浅谈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试点工作的实践与体会

重庆市巴南区地处重庆市近郊，与南岸区、渝北区、长寿区、涪陵区、南川市、綦江县、江津市接壤，幅员1825平方公里，辖区内有21个镇街，341个村，76个社区居委会，2996个合作社，总人口为882217人，其中农业人口为642694人，占总人口72．84％，具有小城市大农村的特点，是较典型的城郊型经济区。自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以来，巴南区各级党政、相关部门对计划生育工作历来都非常重视和支持，始终把坚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开展优质服务放到可持续发展的突出位置抓紧抓好。在巴南区启动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以来，巴南区严格按照国家和重庆市的要求和文件确定的标准，通过加强领导，     

构建和谐社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胡锦涛指出：“要注重把握新趋势、新特点、新动向，努力取得有分析、有见解的研究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当前的社区将逐渐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结构单位，社区生活将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理顺管理关系，大力加强社区建设，努力营造和谐社区，加大对和谐社区的研究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家庭规模趋小型化

欧阳汗青在3月14日的《新民晚报》上撰文指出：最近，内地一些教授对香港学校只承认他们在英、美、德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而不认可他们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很有意见，并正式向校方提出抗议，但校方委婉地回答他们：不是不承认，是因为内地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学术论文评审制度。     

“城中村”问题浅析——以贵阳市两城区为例

“城中村”是指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城市周边的农村不断融入城市范围,村民已失去或基本失去耕地,但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和管理体制的农村社区,其管理组织是村委会,常住人口是村民。随着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集体土地不断被征用,这些地方的大多数村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依然保留其农民的身份和农村管理方式,由此带来“城中村”问题。贵阳市(云岩区,南明区的)“城中村”问题,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着重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两城区所辖的乡镇——黔灵镇、后巢乡、云关乡地处城郊结合部,面积123!5平方公里,下属24个行政村…     

社区建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阶段、经验模式和功能定位的简单回顾表明，它是一个从自发应对到自觉模塑的历史过程，目前已不可避免地走入了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相互纠缠的困局，这主要表现在行政化的逻辑、封闭化的陷阱、分割化的系统和法制化的实践四个层面。和谐社会视野中的社区建设，当下需要围绕社会建设的中心议题实现三个方面的实质性突破：一是发展社区的共同体意涵，二是提升社区的组织化程度，三是构筑社区的网络化系统。而上海、武汉和沈阳等地的若干举措已经对此有所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