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社区法律顾问制度优化路径研究

社区法律顾问制度有利于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法律顾问通过开展法律咨询、进行法律宣传、化解调解矛盾、参与社会治理等方式,满足社区治理的法律服务需求,服务于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目前仍存在法律咨询数量分布不均、法律宣传模式比较单一、化解矛盾方式方法略显简单、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社区法律顾问制度知晓度、利用率有待提升、基层资源供给能力不足、评估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工作理念方式有待创新。应从提升居民参与度与利用率、增强基层资源供给能力、完善全方位评估机制、创新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理念等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启示

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颇具特色,他们有比较健全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对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和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社区矫正的理论分析

社区矫正是一种在社区中对罪犯执行刑罚的制裁措施,具有非监禁性、社区参与性、对象特定性、目的与手段的特殊性等特点。作为一种非监禁性刑罚制度,社区矫正有着不同于监狱矫正的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可从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刑罚学的角度得到证实;同时,司法实践也证实了社区矫正所具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进行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社区矫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一种全新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和采纳,是因为其背后包含了若干深层合理的基础理论,蕴涵着人道和效益的价值理念。我国应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结合实际,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化行刑理念的社区矫正制度。     

建立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设想

2004年起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启动“为了未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其中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治是一项重要的对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我国已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地区的先进经验以及国外一些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经验,拟从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立法、组织领导、队伍建设、人员素质、矫正方案和措施、基金保障、监督考评机制等几方面来探讨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     

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根本保证--记吴兴区白鱼潭社区的党建工作

近年来,吴兴区龙泉街道白鱼潭社区党总支以“服务居民群众、建设和谐社区”为主题,切实加强社区党建,积极开展党建示范社区创建,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管理、服务各项工作。社区已获得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省级文明社区、绿色社区、百佳社区、示范居委会、卫生先进单位,市级党建示范社区、平安社区、先进文化社区等许多荣誉称号。不断完善社区党建工作机制理顺社区管理体制。实行党组织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一肩挑”,明确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把握社区建设、管理、服务的正…     

对社区侵财型案件多发现象的分析

城市社区侵财型案件呈现出多发态势,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一个突出问题。导致此类案件多发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原因、群众自身防范能力不足以及公安机关在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等。公安机关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转变打防观念、创新警务模式等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侵财型案件的发生。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逻辑——基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视角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建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党建创新的根基在基层,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党建创新的重要目标。当前,我国多数城市社区本质上属于单纯的“地域性”社区。要实现由单纯的“地域性”社区,到社区共同体,再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转变与提升,须解决目前社区治理“内卷化”引致的治理体系不健全、市民“原子化”引致的居民主体性缺失等难题,对此,推动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成为必然选择。理解社区的“过程性”特质、正视社区治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社区党建“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以“主体补位”应对社区治理主体不健全,以“社会培育”应对社区居民主体性缺失,构成了社区党建“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