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兼谈取消法院决定民事再审的权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作了专章规定，其中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由此可见，法律赋予人民法院自身监督的职权，立法上的这种规定，源于我国追求客观真实、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想诉讼模式。然而，在民事诉讼中由法院自我监督，理论上与民事诉讼和民事关系的性质以及审判规律是不相符的，司法实务中也遇到诸多尴尬。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本质与属性探究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私权,从社会公共利益考虑,它又包含公法的因素.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定位为物权,是不同于传统权利的特殊用益物权.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全面认识土地承包权,从而更好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土地承包权的合理流转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诱惑侦查的是非之争与规则细化

尽管对诱惑侦查的争论从未间歇,但深植其中的实践理性与人权保障的终极目的使之生命力愈发顽强。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增设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等关涉诱惑侦查的具体内容将进一步提升侦查的法治化水准。然而,如此重要且倍受争议的内容却用了及其简略的法律条文,不仅难以消解人们对该制度存在的一贯争议,而且极易导致其实践失灵抑或变异。鉴于此,有必要从程序操作规范的角度对诱惑侦查的司法适用规则予以补充与细化,力促实现侦查主体法定化、案件范围类型化以及判断标准可控化等,并适时创设后司法审查制度,以促生该制度理性的最大化实现。     

解析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当今社会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而知识产权已经逐渐由私权逐渐向公权化进行转变,普遍认为,是知识产权的本质是私权,而构建法律利益平衡的基础则是公权,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当前社会,知识产权的公权化证明了其具有私权和公权两种属性,两者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而产生矛盾的主要因素则是私权,产生矛盾的次要因素则是公权,这些都表明必须要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加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对其私权更要加以保护,知识产权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相应的独立位置。     

和谐社会警察权配置的利益考量——尊重和协助保护私权的视角

警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其配置是由这个国家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国家进行社会控制最直接涉及的就是自由与秩序的问题,而自由与秩序的价值选择又与人们对公权与私权基本理念的认识密切相关,是国家如何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体现。认为警察权作为特殊的公共权力,其配置和运行中限制公民权利是必要的,但对私权的尊重和保护与公权力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对私权的限制并不矛盾,特别是当今中国,各种矛盾冲突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警察对私权给予一定的尊重的同时,恰当地履行保护私权则十分必要。     

群租问题综合管理困境求解

从群租综合管理执行面临的困境出发,分析群租综合管理过程中国家公权力与个体私权利间产生的冲突。当构建群租综合管治措施被理解为主要依靠公权力介入时,出现了问题越多越管,越管越多的尴尬局面。通过反思群租综合治理的思维定势,重新定位多方关系,探寻国家与市场的联结点,更高效地应对群租所产生的各类问题。     

私房使用管理的法制路径——兼评房屋使用管理的立法完善

住房改革引起的房屋产权的转化(从国家所有到私人所有),并不意味着房屋使用管理权的完全移转(从政府管理到私人自治),但私权进入传统的公权管制领域,私权与公权在房屋使用管理中形成既相互区分又相互促进的合作关系。私权成为房屋使用管理中的支配力量,私人自治是私权行使的主要方式;公权的作用在于,在公用部分以及公益需求的公共事项上,促进和保证私权意思的形成以及在法定范围内的正确行使。房屋使用管理在立法上的完善涉及《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物业管理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等一系列公私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共同作用。     

判决前财务人财产保全程序的研究

财产保全制度是为保障民事私权的实现而设置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原告取得的胜诉判决后能够顺利的得到实行。因为援用民事诉讼程序的债权人不能很快取得胜诉判决,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也许会处分他的财产,债务人的财产也可能被其他债权人扣押。因此各国针对这种情况都规定了判决前的财产保全程序,本文就立足我国现实的保全程序,比较研究国外的财产保全程序,并提出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改革方案。     

民事诉讼之目的之探讨

这是一个讲究“人权”，宣扬队权”的时代，这个时代“人权”是其代名词。我们究竞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实现“人权”呢？究竞是从实体法中抑或是从程序法中入手呢？在我看来，或许，从程序法中入手更不失为一项好计策。程序的构建是为了更好地为权利保驾护航，让其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