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民的私权问题

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私权领域日益引起法学界的关注.与公权相对应的私权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充分确认公民私权是法治的前提,充分保障公民私权的实现是法治的基本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充分确认和保障公民私权正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考察我国公民的私权现状,绝大多数公民私权得到了基本保障,但尚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公权直接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公权间接侵犯公民权利的实例屡见不鲜,公权“正当”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比较普通.我国要进行法治建设以保障公民私权,关键在于健全和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对私权奉行惩罚法定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本位性和公共物品的属性，关系公共利益，公权保护是最适合的保护方式。我国应该尽快立法，明确由政府承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责任，以公权为基础，主要运用公法手段，在政府的主导下采取各种措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平台、创造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是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问题，政府应当引导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化，保证公共利益不被损害。     

论处分原则的理论基础与设置前提

私权自治和权力制约是处分原则内在的理论基础 ,而诉因制度和过滤制度是处分原则外在的设置前提。前两者体现了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在民事诉讼的渗透和延伸 ,昭示了支撑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深层次背景 ,后两者则揭示了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 ,提供了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赖以架构的客观的制度性前提。上篇　处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处分原则是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自然延伸。“刑事程序所实现的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的国家利益 ,民事程序则是实现代表私人的私人利益。在诉讼程序中的私法自由处分 ,与在诉讼程序权利人拥有的自由处分…     

私权神圣理念的历史演变考

所有权神圣理念是私权神圣理念的基本内容之一。所有权神圣理念的历史演变典型地反映出私权神圣理念的历史演变过程。所有权神圣理念经历了古代的萌芽、近代的兴起和现代的变迁。     

私权视角下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社会保险基金是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制度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制的制度构架中,在探讨如何将公权力(监督权力)进行分配,使社会保险基金的各管理主体各尽其能,相互制约的同时,应当明确社会保险基金中的私有产权性质,解决社会保险基金权利主体缺位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论行政权、私权融合与行政法学研究的变革

私法精神对行政权行使的渗透,使得行政权呈现私法化趋势,表现为行政组织的私法化、行政任务的私法化、行政行为的私法化以及行政救济的私法化;与此同时,在原本强调平等、权利、自治、契约的私权领域,行政力却介入其中,并对私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出现私权行政化趋势,但其所涉范围、程度等有一定的限度。在上述两种现象的背景下,作为以行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其内容也必将发生变革,需要不断予以完善与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应跳出纯粹的公法范围,以全新的视野来研究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研究行政权对私权介入的条件、程度、标准。     

公权与私权该如何区分

前不久，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嫁女设宴110桌，引起社会质疑。对此，刘副局长表示：“我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对政治、人情世故都很清楚，我也有苦衷。”     

外国法适用新理论:“人本说”

外国法适用理论是国际私法的核心问题,国际私法历史上的各种学说都在探寻这一理论核心。世界各国的民商事交往必然会导致外国法的适用,拒绝外国法适用的理论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本说"认为"人"是私权的载体,私权是国际私法首要保护的权利,为了更好地保护私人权益,应承认外国法是具有域外效力的,外国法适用的理论建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私人及其私权。中国要想影响国际私法发展的方向、参与国际民商事秩序的构建,必须形成一套新的国际私法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应既具有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根基,又紧跟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私法应反映时代特色,顺势而为,抓住历史契机,成为现代国际私法理论构建的先行者。     

浅谈诚信原则的重构

宪法是公权力的诚信法（fiduciary law）,诚信法则是私权力的宪法。在我国重构诚信原则,就是在公权力领域和私权力领域均应连贯一致地坚持诚信原则,按照诚信法和诚信义务的要求,对私权力受信人盗用受托财产和信息进行防范和处罚,并对公权力受信人滥用受托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下的股东撤销权

我国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仅形式上体系庞杂、层次多元,且其立法本位存在一定偏差。以当前外资撤离潮为背景,以2010年出台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关于股权撤销权的规定为视角,也涉及未及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的讨论,探讨撤销权制度在司法解释乃至外商投资法中规定欠缺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最后提出不设定股权撤销权背后所蕴含的相关外商投资立法建议,以期对新形势下利用外资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