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

漆昌国在《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我国现有的立法状态下,尽管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仍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我们在对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须以刑法和知识产权的属性为出发点,注意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适度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也只有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方能正确处理实践中的许多现实问题。     

论刑法中的私力救济

刑法中的私力救济无法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事由一样在我国刑法总则条文当中找到明确的合法性根据,同时也难以在理论上完全仅通过紧急状态法理推导而出,而是应该将其视为私权力,并基于权力限制法理,在犯罪论上借由对刑法分则相关个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才能得以存在,其边界止于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基于对权力进行限制的理念,私力救济所具有的实质违法性、实质有责性等可罚性内容的判断基准,可以还原为建立在对案件事实情节进行的利益衡量基础之上,不仅要考察其所保障的利益,也需要考察其所侵害的利益,最终以是否促进整体的正向利益为准。此外,还需要结合制裁论,将预防必要性、刑事政策等影响行为需罚性的因素也加入整体性的思考过程当中。在形式上,可以将刑法中的私力救济区分为正当行为类型、阻却责任类型与阻却刑事制裁类型等。只有充分利用刑法教义学的理论工具,才能帮助回答刑法可以在何种程度容许私力救济这一超法规事由的存在。     

我国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本位构建

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其诉讼职能的分配应侧重当事人,因此在民事诉讼结构中应建立符合当事人本位的权利体系.在我国则是如何在符合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的诉讼模式下力图达到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度控制之间的衡平,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我国的诉讼模式下完善当事人本位.     

威尼斯和法国专利特权与私权的演化机制及其启示

专利制度演化规律向来是专利制度研究的难点问题,而演化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理论对专利制度深层次演化动因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威尼斯专利特权和法国专利私权制度的历史演变验证了这一模型的解释力和可行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技术、经济和文化的耦合程度不一样,专利制度观念可能呈现不同的形式,但专利制度变迁的主角永远是那些根植于制度框架作出反应的、具有权势优势的行为体。他们基于各自的利益目的构造和形塑了具体制度的内容和制度变迁的方向。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本质与属性探究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私权,从社会公共利益考虑,它又包含公法的因素。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定位为物权,是不同于传统权利的特殊用益物权。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全面认识土地承包权,从而更好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土地承包权的合理流转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隐私权探析

随着计算机网络时代的到来,隐私权越来越成为一项必不可少与亟待加强保护的人格权.世界各国对其立法趋于完善,而我国法律中始终未将隐私权作为独立的权利加以保护.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对公益征收基本问题的思考

公益征收可定义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的条件、程序和事先公平补偿原则,强制性取得国家以外主体财产的主权性法律行为。公益征收作为一种公法上的行为,其行为主体只能是国家而且必须因公共利益而发动。因此,这一行为具有主权行为的性质,可以对抗一切国家以外主体的财产权。     

从“道不拾遗”到“道可拾遗”看中国古代私权的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对于"拾遗"的规制,经历了由"道不拾遗"到"道可拾遗"的发展和蜕变。先秦儒家因崇义尚德而力主"道不拾遗",法家因崇尚重刑而强行"道不拾遗",中国古代法律对于"拾遗"的基本立场和传统措施是加于明令禁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律也缓慢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战国至唐宋,法律一贯奉行"道不拾遗",而在明清,法律已明确蜕变为"道可拾遗"。"道可拾遗"取代"道不拾遗"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私权观念和私权制度的发展和进步,也说明法律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