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基础——以两大法系的比较为视角

在传统上,两大法系国家对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持不同态度.在英美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是普遍现象;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甚为少见,但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要求警察出庭作证的呼声日渐高涨.以两大法系的比较为视角,从法理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有助于探究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理论基础.     

公法领域无契约

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又是私法自治的工具。法律行为制度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法理学中有某种过度扩展法律行为概念含义的趋向。这不仅与民法学中法律行为本来的含义大相径庭,而且也有悖于英美法理学者的本意。法律行为是私法中独有的概念,只有私法中才有意思自治,才需要通过法律行为来表达。公法中,如行政法与刑法,根本不存在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余地,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法律行为生存的土壤。     

涉台民商事案件中的“返家”现象及合理限制

涉台案件中的＂返家＂现象是指法官不经冲突规范的指引直接适用我国大陆地区法律进行裁判的现象。＂返家＂现象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与法理基础,但如果不加限制任其发展就会影响两岸民商事交往的正常进行。应该从规范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规范法官的释明权、适当类推国际统一实体法等方面入手,对涉台案件中的＂返家＂现象进行合理限制。     

宪法私法化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研究

宪法的私法化是宪法学的新兴问题,更是当前中外宪法学和民法学界的热门问题。我国大陆地区引进该理论的时间不长。关于宪法基本权利介入私人关系的方式,已有的研究均较为宏观,仅指出基本权利有直接或者间接效力。本文以宪法可以私法化为基础,探讨宪法私法化的具体方式。通过详细分析宪法私法化的两种主要理论——直接效力理论和间接效力理论所主张的宪法基本权利进入私人关系的途径,具体分析基本权利是通过哪些私法条款,以何种方式使用到私人关系中,并在此基础之上,探究我国实践宪法私法化理论所面临的难题。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比较两种理论的利弊,通过研究宪法基本权利透过私法最终投射到私人关系中的具体方式,来证明宪法私法化理论的可行性,为我国实践该理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行政复议的功能与构造——历史、现状与改进构想

卢护锋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发展历史中，其基本功能长期以来被确定为内部监督和自我纠错。在当下行政纠纷日益激增的情形下，这种功能定位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缺口已逐渐显现，因此，行政复议的基本功能应当向解决纠纷转变，以实现制度存在与制度效能的正向关系。功能的实现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机制，当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于纠纷解决之后，独立性的复议机构、司法性的复议程序以及多元化的复议方式便是其应然内容。     

婚姻法上的利益构造

婚姻利益包括婚姻当事人利益、家庭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作为婚姻家庭社会管理的主要工具,具有保护多重婚姻利益和实现婚姻家庭功能的目的。运用类型分析法,以婚姻法中的利益冲突类型为线索,通过剖析婚姻法的规范设置,梳理我国婚姻法利益配置特点,探究其利益配置规则。     

各国外国人私法地位趋同化发展观察及启示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私法的趋同化不断加强,表现出各国国际私法更多地采用相同或相似的规定。一个国家的法律表现出超越国家共同体观念而在人类共同体的范围内考虑人的私法地位问题的趋势,未来我国有必要在以承认人类的共同主体性为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构建并完善自己的私法体系。     

“旧词谱新曲”情形下合作作品的认定

传统观点认为,在“旧词谱新曲”情形下,若作品在最终完成前词曲作者无“共谋”,其所结合的音乐作品不能算作合作作品,只能算作结合作品.但结合作品更多的是德国著作权法上的概念,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对结合作品作出规定.对“旧词谱新曲”情形下台作作品的认定进行研究,意在通过论证合作作品合意可以事后追认,进而主张在我国当前未对“结合作品”作出规定的语境下可为“旧词谱新曲”作品提供一种合作作品保护范式.     

网络主流民意的吸收与司法公正实现的制度逻辑

当前,随着公众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网络传媒的快速发展,网络主流民意成为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效吸纳网络主流民意是实现司法有序运作乃至公正结果的有效保障,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标尺。通过理性吸收网络主流民意,可以真实地反映民众对司法裁判的真实态度,使之成为引导与确证司法公正形成的逻辑起点。司法运作过程要有效吸收网络主流民意以达到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必须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技术构造:一是构建"网络民意话语空间",用于吸引网络公众司法参与。二是经由"公共能量场"的话语平台,用于促成网络主流民意的生成。三是通过法律专家的判断,使司法机关理性吸收网络主流民意。     

论民法移植的效用形成机制——以国家职能的转变为视角

民法的移植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私法自治的精神落实与否，在现代社会中，对于“私领域”的行为也需要国家的干预，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如何妥善处理好国家干预和私法自治的关系，是民法的移植取得效用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