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

公私法的划分是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回顾了公私法划分的历史 ,评析了学者们关于公私法划分的根据 ,对公私法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公私法的划分是法的内在结构问题 ,划分公私法的直接根据是法律调整的不同方法 ,而法律调整的方法 ,基本上或主要地决定于法律调整的对象。明确这一问题 ,有利于澄清长期困扰法理学界的一些重要问题 ,以便根据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和实际生活的需要 ,选择最佳的法律调整方法 ,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中国民法近代化以西方近代民法所体现的人格平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私法原则为模范,同时也根据西方近代民法适应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在私法原则方面的变化,调整自身内容。中国近代民法的演进,基于西方近代民法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变化,确定了一条从传统的家庭本位走捷径过渡到社会本位的路线,对于中国近代民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法的本体价值及其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启示

在法的价值体系中,至为根本并决定其他价值者为法的本体价值.受现代社会整体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之决定,现代法的本体价值为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统一,并与传统和后现代法的价值相区别.对我国民事立法而言,现代法的本体价值有助于我们克服价值迷失和主体误置之弊,坚持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切实贯彻私法自治原则,并注重社会正义价值,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统一与和谐.     

公私法二元论与澳门行政法之理论基础——以澳门终审法院的行政裁判为分析对象

文章通过分析澳门终审法院的三个行政裁判案例后认为,公、私法二元区分依旧是澳门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法位阶原则连同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原则,与公、私法二元区分没有实质的关联,即这些原则不是建立在公、私法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在宪制性法律的层面上,如果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视为公法,在某种层面上则可能带来与私法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倾向。行政法的基础,即公私法二元区分,与宪制性法律所确立的法位阶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存在张力。     

证券投资人信息权的私法保护

通常，投资人（或称投资主体）是指具有一定资金来源，从事投资活动，对投资收益享有所有权并承担投资风险的人。依此，证券投资人则指对证券享有收益并承担风险的投资人。证券投资人是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者。亦是证券市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其类型繁多且投资目的各异，大致可分为机构投资人和个人投资人。     

浅析私法自治与法律行为制度之间的关系

私法自治是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民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私法自治是法律行为的核心精髓所在,而法律行为则是公认的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它不仅深度地阐述了私法自治所代表的民法精神和理念,同时也为私法自治的具体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范围。对于私法自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效用的发挥程度,同样也决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构建的完善性和合理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法律规制模式初探

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个难题。破解之道之一就是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纳入到法律规制轨道之中。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中只有公法这一单独的法律规制模式，势孤力薄，我们需要制定相关私法制度并构建起公法、私法相交织的综合法律规制模式，以便更合理地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刍议公法与私法之划分——对西欧公私法划分的历史探析

公、私法的分类是成文法国家对法律规则的基本分类。这种划分在西方国家是从罗马开始起源的,中世纪遇到了瓶颈,但现代又蓬勃发展起来,随着社会变迁,公私法的划分又有了一系列的变革。二十世纪以来,公私法的二分传统出现了一些变化。公、私法的区分代表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和形式要求。这对我们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保护私权利,正确处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进而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行为概念的若干问题探讨

法律行为在中国数十年的讨论产生了用词及概念界定混乱，这严重扭曲了法律行为的本意，造成了不应有的困惑。处在制定《民法典》前夜的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产生足够的重视。《民法通则》未定义的民事行为应当通过立法体系性解释对其概念进行界定。现已形成共识的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等词不应另赋新说而额外造成概念法律位阶的差异。对法律行为用词和概念界定的学术讨论必须以社会责任为本位，以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民法典》总则部分设权性表意制度的用词应当实现回归，其概念的表述中应当突出意思表示和私法效果两个要件，而不规定合法性要件。     

浅析商法的公法性色彩

本文试图从商法的性质入手来分析商法视角下的国家和商人的关系。首先,提出了商法公法化这一现象,并从其表现形式、实质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界定;第二个部分主要从经济学原因、商法本身价值取向的变迁两个方面的原因来解析商法的公法化现象;最后,阐述了商法的公法性色彩和商法私法自治理念的协调,并提出了商法公法性规范应该居于从属性地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