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运用侦查谋略的合法性底限北大核心

从侦破刑事案件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侦查实践中运用侦查谋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由于侦查谋略的具体运用方式灵活多变,相关法律规定较为模糊,且滥用侦查谋略容易造成违法后果,有关各界对运用侦查谋略的合法性底限一直没有达成较为明确的共识。为了达到有效且合法运用侦查谋略之目的,应当对运用侦查谋略的合法性底限进行细致而具体的讨论。合法运用侦查谋略需要考虑比例原则等一般性要求,讯问和秘密侦查中运用侦查谋略则需要根据侦查谋略的种类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把握相应的合法性底限。     

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行政诉讼的类型以及法院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都因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有显著区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国家秘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不能仅仅以属于国家秘密的空洞理由而不予公开。对于因政府信息公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应当给予国家赔偿。     

略谈公安文书分类的基本方法

公安机关按照不同的工作部门,适应不同的公安工作需要,产生了不同种类的公安文书。正确区分公安文书的种类,对于文书的撰写、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控制下交付研究

在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都针对控制下交付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的粗疏,导致这些规定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在对改革路径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指出实现《控制下交付法》的制定是最为有效的路径之一。     

秘密侦查性质的多维解读

传统上我国学术界普遍从手段或措施的角度对秘密侦查予以认识。这种认识缺陷导致人们对秘密侦查“神秘化”,秘密侦查法治化状况极差。从诉讼法理上而言,秘密侦查的性质应为一种侦查行为和诉讼行为,它具有自身的特征,与强制侦查行为和技术侦查行为有一定的区别。     

井冈山精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审时度势,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之中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公开盗窃的入罪认定

盗窃,在从古至今的法治活动中,一直被视为治理的重点,因为其犯罪成本低,所以导致犯罪数量大。在社会生活相对简单的时代,盗窃行为的认定并不复杂,只要是秘密地窃取他人财物,即构成盗窃。但社会发展至今,现在对盗窃行为的认定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偷”,我们不能仅以是否秘密窃取,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现代社会的盗窃行为很多时候还会和抢劫、抢夺、侵占、诈骗等犯罪行为相交融。基于刑法保障人权、惩戒犯罪的属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盗窃,是对广大法律职业工作者的一大要求。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之合理性质疑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长期以来处于虚置状态,但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这项制度成为各地法院的重要改革举措。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违背了审判委员会应有的逻辑发展思路,违反了秘密评议原则,破坏了控辩平衡,有悖于程序公正,也不符合监督的基本法理,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难题,并导致弊端丛生,其合理性和实践效果均值得质疑。     

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