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诉讼权力制衡体系的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职权间的相互制约力度不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各自独立地实施诉讼行为，属于互不隶属的“司法机关”；在审判前的诉讼活动中不存在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机制，不能就追诉活动的合法性举行任何形式的程序性裁判活动；     

包庇案办理中的疑难问题

[基本案情]2006年5月22日,闫某(女)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当日在A市某区某洗浴中心包间内,被两名男子轮奸,并被抢走一枚金戒指和手机、现金。公安机关经侦查将犯罪嫌疑人吴某、李某抓获。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闫某推翻原陈述,称与吴某发生性关系系自愿,与李某不是自愿,后闫某去向不明。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有证据表明吴某、李某抢劫过被害人的一枚金戒指,区检察院于2007年3月依法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行政程序法浅论

人格尊严在宪政上的确立使行政程序法保障人权成为必然。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体系的构建不仅推动了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平等地位的实现,而且促进了行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强化了协商、合作、互动的行政执法氛围,并为创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法制小故事·何武断剑

西汉时,沛县有一个富翁,家产达二千万。老人有一个男孩才几岁,母亲早亡,也没有别的亲属;有一个女儿却不贤惠。老人病重的时候,考虑到女儿恐怕会跟儿子争夺财产,儿子一定不会全得到,就叫来同一家族的人作证写了一份遗书,将所有的财产都给女儿,     

论书面侦查说明的形式审查规则——在程序性裁判视野下的探讨

2013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所构建的以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正为核心的程序性裁判,为侦查机关出具书面说明材料的适用设定了较大空间,悖离直接言辞原则,存在明显的正当性瑕疵。但侦查说明的适用,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两种理念存在激烈的矛盾。就此,有必要根据程序性裁判的不同证明方式,试求形成侦查说明从底限规范性到精密规范性的多层级规范性阶梯,进而确立其审查与排除规则。借此,以精密的形式性规则,弥补侦查说明的公正性瑕疵,弥合其理论正当性与实践合理性之间的鸿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民主与法制》2011年第2期刊登了《举报人被剁双手,能否催生一部举报人保护法?》,看后触目惊心。坏人之所以坏,就在于他能够做到心狠手辣。好人和坏人,谁更能威慑双方?关键在于制度的支撑。当前我国的举报制度并不完美,甚至不完整,如果还不借助完善的举报制度,给有正义     

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之构建

近年来,＂隐蔽作证＂作为一种特殊的作证方式,也是国际公认的一项保护证人的重要措施。＂隐蔽作证＂制度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我国立法中还没有相关规定。我国证人保护的现状呼唤新的立法和诉讼制度的改革。本文通过对＂隐蔽作证＂制度的针对性阐述,探讨其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和保障性制度的建构提供有益的思考。     

论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排除规则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种"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排除规则",它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妥协规则,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性制裁,理论上讲是一种证据能力规则,即鉴定意见法庭调查方式如果违法,鉴定意见不得转化为定案根据。但是,法官可以自由决定鉴定人应当出庭的范围,这实质上是在启动该排除规则之前加入法官对鉴定意见证明力的判断,导致这项证据能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一种证明力规则。另外,即使在鉴定人不出庭情况下,对鉴定意见进行排除之后,法院又可以重新鉴定,出现了程序性制裁效果的"程序性回溯"。为降低不利影响,应当对这一排除规则进行限缩性解释。     

司法如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兼论视听传输技术作证的运用规则

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的适用现状,反映出相应技术手段与司法程序尚未达到相互理解的和谐状态,司法面临如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问题。司法与技术的关系从分立走向耦合,促进了两者的互动和理解。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作为解决证人出庭困难的特殊作证手段之本质,并且通过网络技术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调适,使其正当性得以充实。对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不论是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都不是问题的实质,明确该作证手段的理念和运用规则才是司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在适用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时,应坚持有限利用、当事人选择、诉讼辅导、交叉互补等规则,以突出普通作证手段之补充的地位,追求该作证手段应用的适度性。     

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就要求证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拒绝作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作证或不完全如实作证,经常困扰着刑事诉讼活动,特别是在办理贿赂犯罪案件中,由于这类案件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而证人少,证人拒证轻者导致司法机关取证不到位,证据链条有缺口,案件难以突破,甚至久拖不决,影响刑事诉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重者导致冤假错案,给司法机关及时、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在当前司法机关办案实践中,执法机关强烈要求解决刑事诉讼活动中证人拒证问题,此乃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