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通过程序性制裁制度法理学进行探索,其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有效提高人们对于程序性制裁的关注力度,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关法制建设。本文首先简述了程序性制裁的含义与特点,然后分析了程序性制裁的作用,最后深入探讨了程序性制裁局限性和完善的相关举措,希望能够以此为相关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发。     

教唆共同犯罪人包揽罪责的行为定性——评王某某故意伤害、妨害作证案

妨害作证罪是1997《刑法》设立的罪名,从罪状的表述内容看,该罪的犯罪主体、行为方式、行为对象都相当宽泛,并无特定的限制。然而,教唆共同犯罪人包揽罪责、包庇同伙的行为不应当构成妨害作证罪,因为这种行为本质上属于不如实供述行为。如果不如实供述一方面不能享受坦白的从宽待遇,另一方面还构成其他犯罪的话,这是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而且,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没有义务就没有责任。而且,从期待可能性理论出发,既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不能期待共同犯罪人互相揭发、如实相告。     

儿童证言的证据能力探析

儿童证言的证据能力规则是证据能力基础规则之证人资格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指儿童作证主体资格的立法界定。这主要是基于提高诉讼效率考虑,立法者宜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确定一个原则上有证据能力或原则上无证据能力的具体年龄,同时设定相应例外情形。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原理新论 以“制裁—救济”为分析框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制裁”与“救济”两种规范原理,这一分歧在我国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制裁原理以司法正洁与威慑违法作为证据排除的正当依据,具有国家本位、义务本位、违法者本位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国主流观点将证据排除理解为“程序性制裁”,支持制裁原理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此导致证据排除的存在意义难题、范围失控难题、裁量模糊难题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与之相对,救济原理引入矫正正义作为正当依据,主张证据排除是“程序性救济”,其目的在于恢复原状,具有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受害者本位的基本特征。与制裁原理相比,救济原理可以为我国证据排除的存在意义、范围限制、裁量标准等提供更为妥当的解释。虽然如此,单一救济原理下的证据排除同样存在其缺陷。基于原理协同的立场,以制裁原理补充并修正部分解释结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言更具积极意义。     

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就要求证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拒绝作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作证或不完全如实作证,经常困扰着刑事诉讼活动,特别是在办理贿赂犯罪案件中,由于这类案件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而证人少,证人拒证轻者导致司法机关取证不到位,证据链条有缺口,案件难以突破,甚至久拖不决,影响刑事诉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重者导致冤假错案,给司法机关及时、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在当前司法机关办案实践中,执法机关强烈要求解决刑事诉讼活动中证人拒证问题,此乃当务之急。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存在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弥补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的不足和更加有效地监督、制约侦查机关。但是目前．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的情形比较少．侦查程序中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程序性辩护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在于．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合理．我国侦查程序过于封闭且行政色彩比较浓厚,过于追求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注重对人权的保障．缺乏有效的对侵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权利的救济手段。为此,需要对辩护律师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对我国的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并构建程序性制裁机制以保障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相关权利．     

警察作证制度的解读及思考

警察作证主要包括以证人身份作证、以鉴定人身份作证和以警察证人身份作证三种情形,警察作证的范围应有所限制。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均有权申请警察作证,但程序上存在区别。警察出庭作证应注意相关技巧。为打消警察出庭作证的顾虑,应当建立警察作证豁免制度。     

论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排除规则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种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排除规则,它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妥协规则,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性制裁,理论上讲是一种证据能力规则,即鉴定意见法庭调查方式如果违法,鉴定意见不得转化为定案根据。但是,法官可以自由决定鉴定人应当出庭的范围,这实质上是在启动该排除规则之前加入法官对鉴定意见证明力的判断,导致这项证据能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一种证明力规则。另外,即使在鉴定人不出庭情况下,对鉴定意见进行排除之后,法院又可以重新鉴定,出现了程序性制裁效果的程序性回溯。为降低不利影响,应当对这一排除规则进行限缩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