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及其镜鉴

欧盟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对外经济制裁发起主体。囿于欧盟自身的特殊架构，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内容庞杂，涉众面广，主要涵盖法律、政治与执行三个层面，内嵌有基础及配套立法、决策程序、执行程序及各类制裁与反制裁机制。随着数次修法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该体系框架已基本成型并有效运作。不过，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设计并非完美无缺，存在决策不确定、制裁运作壁垒、制裁执行不一致、欧盟司法干预、对外制裁泛化等问题，这为受制裁影响的国家、实体与个人提供了反制可能。中国可适当吸纳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建构与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从国内国际两条进路加强反制裁制度体系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自身反制裁立法及配套制度机制，成立制裁与反制裁专门主管部门；另一方面，加强对国别制裁制度体系的研究，善用境内外司法手段、他方制裁体系自有漏洞等进行“非对称”反制，持续运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检验他方制裁措施的合法性。     

关于线条元素在不同知识类型教学资源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各地区将线上教学作为主要的教学手段，腾讯课堂、阿里钉钉、网易云课堂快速适应线上教学的大环境，除提供模拟课堂教学在线直播外，还能实现师生互动、教学监督等功能，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发挥的教育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平台学习其实和线下教学一样，主要是通过声音和画面作为主要的载体，而眼睛作为人类获取外界信息最主要的渠道，如果能捕捉人们在图像阅读过程中的视觉行为，挖掘人们的视觉注意特征并结合不同知识类型的特点进行设计，就能改善图像在传播过程中的有效性。本文旨在探究线条元素在不同知识类型教学资源设计中的应用效果，从而优化线条在教育资源中的设计，提升资源设计的传播效果。     

美国制裁津巴布韦的举措、影响及本质

美国自2002年开始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迄今已有20余年。从发展进程来看，美国对津巴布韦制裁经历了发起阶段(2001～2004年)、加剧阶段(2005～2009年)和缓和阶段(2010年至今)。美国对津巴布韦制裁主要通过个人制裁、金融制裁和贸易制裁等3种方式加以实施。美国虽宣称对津巴布韦的制裁为定向制裁，但其实施效果与全面制裁并无二致。美国制裁对津巴布韦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与社会民生等领域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津巴布韦长期经济低迷和民生凋敝的重要诱因。从本质特征看，制裁津巴布韦成为美国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工具；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动是美国制裁津巴布韦的策略；西方民主价值观是美国制裁津巴布韦的借口；以国内法为依据制裁津巴布韦彰显美国霸凌主义外交之特征。基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利益之需要，美国对津巴布韦的制裁还将持续下去。     

论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现有理论解读过度美化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背后动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并不单单是行政机关“自我监督”的向善举措，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公民监督依法行政的一种“权利”。这一“权利”是无法交给行政相对人的，相对人也不可能行使任何选择权限。实际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更多的是一项规制工具，是作为“权力”赋予行政机关的，是由互联网兴起的时代背景和行政组织法的内生突破共同助长的。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需要和其他制裁行为一样获得规范化。我们应努力从“权利”视角转换至“权力”视角，改变现有监督依法行政的目的认识，充分运用行政法基本原理，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设置全方位控权机制。与此同时，“权力”视角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工作，也应做根本性调整，如“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限缩解释、公开无需匿名等等。     

程序性教学策略的思政课实践

在新结构教学评视域下，程序性教学依托程序性知识的产生式过程逻辑机制，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任务探究中生成与获取核心必备知识，实现知识理解、知识运用到知识迁移，再到知识认同。其核心策略主要包括情境问题助建构，知识转换巧运用，多维对比促迁移，旨在促成知识、思维、情感态度价值观生成性的深度学习，指向能力进阶与素养落地。     

食品安全风险公告的界限与责任

在现代社会,政府发布由食品安全等所引发的风险信息已成为其职责所在。但这种风险公告也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给付行政的一种方式给人民提供信息;另一方面也可能侵害企业的营业自由和财产权,损毁企业的名誉信用。我国在风险公告方面的法律规范过于简约,应当在是否发布风险公告、如何发布风险公告问题上着力提升风险公告行为的合法性,同时应当允许提起撤销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和国家补偿诉讼,以便更好地协调私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制度

撤回公诉是公诉权的一项具体权能，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公诉权特性、控审分离理论和起诉便宜主义为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基于检察机关享有的裁量权范围不同，可以分为禁止或限制撤回公诉、检察机关裁量撤回公诉和法院审查撤回公诉等三种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撤回公诉制度，而是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法律依据的疲软，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撤回公诉适用不当的问题突出。完善我国的撤回公诉制度，应当确立法院进行形式审查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论我国反制裁法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近年来确立起的反制裁法体系旨在应对外国实施的大量具有歧视性的单边制裁，其中反制措施的实施不为国际法所禁止，但须遵守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之限制。立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视域，我国的反制裁法具备斗争、救济、预防三项功能，由于规则设置的模糊性和配套规则的缺失等问题，我国反制裁法各项功能的有效实现仍存在障碍。其功能的有效实现需做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相结合，以反制裁法的功能定位为指引，增强斗争层面规则的可操作性与合法性，确保救济层面规则的确定性，并补足预防层面相关规则的缺失。     

对羁押及类似措施的法教义学解读及反思——以人身自由权保护为视角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权的保护尤其需要体现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中。刑事拘留、指定居所、逮捕和羁押均对人身自由权构成了严重的干预，因此应符合宪法正当化事由，主要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特殊的程序保障机制。指定居所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不应交由办案机关自行创设。刑事拘留作为紧急情况下适用的临时性强制措施，剥夺人身自由最长可达37天，显然手段与目的不成比例。逮捕应充分考虑干预手段的严重性以及国家所追求干预目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羁押应是调查和起诉刑事犯罪的最后手段。如果采取干预强度较低的措施亦可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妨碍司法公正等，则应尽量少捕慎押，这亦符合当下的刑事政策。羁押或类羁押作为“必要之恶”的最后手段，如何谨慎且谦抑地适用，还需要判例形成更细致化的判断标准，以限制个案运用的模糊空间。     

数据正义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北大核心

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不同于宽泛意义的法律程序,而是指数据处理者实施处理行为前,应当向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必要程序,以有效约束数据处理者,从而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预期利益。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确权授权机制存在固有局限、知情同意规则的效果被弱化、数据利益的分配失衡等情况表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亟待加强。三种类型的数据正义理论为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提供了较为体系化的理论支撑:以工具性的数据正义拓展确权授权机制,以程序性数据正义支持个人信息决策理性,以分配性数据正义均衡利益分配。结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践,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可在三个方向上予以加强:细化公示公开程序以配合确权授权机制,强化知情同意程序以制约数据处理决策,完善影响评估程序以协调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