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适课税理论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

“优化税制结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我国税制改革提出的总要求。运用最适课税理论优化税制结构,既要处理好税制结构体系中所得税与货劳税的“双主体”合理搭配问题,适当降低货劳税收入占比,增强所得税的主体地位,不断优化“双主体”税制结构体系;也要从最适商品课税理论视角,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消费税等改革,恢复增值税中性税收属性,体现消费税对扭曲性商品课税的特征,发挥货劳税的收入功能和调控功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降低货劳税等间接税收入占比的税制结构;更要从最适所得课税理论视角,通过改革企业所得税、完善个人所得税、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和择机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规范财富积累等方面的作用。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制度分流与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法律实践中的多场景应用,虽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制度效能,但也衍生了公开泛化和规范路径选择困难问题。由于不同应用场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均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且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行政活动,遵循不同的运行机理,因而也就不能简单地通过功能统合或者目的取舍实现其部分的规范化,而是应当通过制度分流推进其全面的规范化。因此,需要厘清不同应用场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不同制度属性,并根据不同属性行政活动的运行机理,确定其各自的规范路径。     

中日现代税制结构比较研究

中日现行税制的起点都比较特殊,中国是改革开放,日本是二战失败后美国主导的改革。在此基础上,两国走出了各自独特的税制演进之路。当前,日本税制是以个人所得税为核心的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分中央税、都道府县税、市町村税3个层次,中央税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税制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核心的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体现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经济现实。中国的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划分标准不明晰,省以下没有独立的地方税体系,直接导致共享税过多,已成为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阻碍。     

日本的法人税改革及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在遵循公平、中立、简单的基本原则下对税制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企业法人税的结构和水平。改革的结果是,大型企业的法人税税额在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稳定国税收入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大型企业的税率降低,使大型企业成为税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刑事案件分流

劳动教养制度与刑事案件分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刑事案件的分流是劳动教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它的完善对劳动教养制度有重要作用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刑事案件分流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     

政府机构人员膨胀与分流问题初探

人员分流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它承载着解决政府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矛盾的重负,事关机构改革的前途。如何使机构改革走出以往“精简—膨胀”的怪圈,关键要解开三个难点：分流人员不服从怎么办 ?分流不公平怎么办 ?分流之后再倒流怎么办 ?     

繁简分流制度的法律研究

三维评价以再申请事由的审理内容和相应的裁判结果为出发点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模式还包含了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或情形为审查基础的评价要素建立起的评价体系。二段式模式则是建立在原有的“分案—裁判”程序之上的新模式,包括裁判部分功能的强制和新的“分案—裁判”两个阶段,用于区分再审案件繁简分流和审判所对应的阶段。最后通过对样本案件统计分类,完成对模式的验证。以上两种模式的建立有利于统筹再审案件的形式要素和事由要件,快速地完成对关系的识别和对当事人审判程序能够享有权利的清晰判断,从而提高民事再审案件的效率和准确率,提高民事再审服务质量。     

义务教育后随迁子女的教育分流研究——父母职业期望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完善

聚焦首次教育分流——义务教育结束后的教育选择,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出发对随迁家庭进行了分析。通过质性访谈的方法,分别归纳出了返乡考普高与留下读职校两种选择的理性评估过程,并细化了理性选择理论已有的框架,指出了家长们对子代的职业期望影响了其对预期收益的偏好,进而影响了教育选择。不同职业期望的形成与来沪务工的家长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感受有关：在市场中产生地域补偿感的家长认为从事白领工作并非获得高收入的必要条件,从而可以接受子女在流入地入读职校;而在市场中被激活脑体差距感的家长则认为获得高学历从而当白领是成为高收入者的必备要素,因此会努力让子女回到家乡继续升学。     

两税合并背后的博弈

十三年来,关于两税合并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过。在税制改革过程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等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税改所做的博弈,似乎注定了改革的艰难     

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1994～2007年——基于OECD的概念界定

按照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界定的宏观税负概念,在强调宏观税负的税收属性基础上,将调整后的我国宏观税负的数据与24个OECD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但增长趋势明显,税负差距逐步缩小。政府收入制度缺乏规范性和我国社会保障收入水平较低可能是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宏观税负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税收增速快于GDP增速,因此分析税收超速增长可以为宏观税负提升提供有力解释。如果我国经济持毛、高速憎长,而税收政策没有重大调整。短期内我国宏观税负仍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