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立法崇古倾向探微

中国古代立法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崇古意识,从以古制入法、以古礼释法和以古礼品评今法等方式表现出来。崇古倾向具有使立法显示正统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等现实功能。崇古倾向的影响体现为礼法融合、以秩序为最高立法价值,从而导致法典体例的保守,民商法等部门法典难以生成以及对外来法律文化的排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立法中崇古倾向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崇古意识,其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宽严相济政策的模式构建与实证研判

社会作为各种主体、关系、环节及场景的复杂多元系统,决定了和谐并非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策略、规则与机制作为保障.刑事法治以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为规制对象,故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达致社会之和谐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模式通过与刑事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得以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理想平衡,因而对于刑事法治的成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证明理念的质疑与重构

：刑事证明的理念，就是作为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明实践以及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刑事证明应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正当性。客观性是封刑事证明的实体要求，相对性是封客观性的限定与补充，正当性则是封刑事证明的程序要求。刑事证明的“三性”体现了立法者封秩序、人权、真实、公正以及效率等价值的追求，但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经常涉及封多元价值进行平衡的问题。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应当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虽然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然而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很难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为了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保障其自诉权能够真正实现,司法实践中应当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     

论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与本质

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表现为检察机关依据其职能向犯罪发起的国家公权力的运作过程。其本质表现为以审查刑事追诉、监督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手段和载体,主张和维护国家和社会受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本质等事实存在,决定了其价值存在。为了实现其价值目的,刑事检察公诉必须立足于其职能属性,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其他成员对刑事检察公诉的需要。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武汉市工会创建首家农民工书屋全面推进农民工“素质进城”

一方面是劳动争议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一方面是劳动保障法制建设相对滞后——针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尴尬处境，1月19日在京召开的“中英劳动保障合作成果发布会”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借鉴英国劳资关系调整机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劳动咨询调解仲裁委员会（英文简称ACAS）的经验，对于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研究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论“科技资源共享法”的上位法体系与立法路径

“科技资源共享法”上位法体系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宪法》、《立法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根据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可得出,对于国有科技资源可实行强制共享,对非国有科技资源只能鼓励共享,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和补偿对价,法律亦可规定非国有科技资源的强制共享。立法路径有四:(1)可制定法律层面的“科技资源共享法”,(2)行政法规层面的“科技资源共享条例”,(3)还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4)或者是全面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而融入“科技资源共享”的内容。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非法典化思考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我国由来已久,商法是否法典化是这一讨论的焦点。而基于已有商法典的历史发展与我国制定商法典的现实考虑,在我国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不适宜,民法典本身的体系结构也不能囊括商法的所有内容,制定大一统的民商合一民法典也不切实际,所以商事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便是《商事通则》统领各商事单行法。     

试论司法鉴定的权威性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司法机关和公民、组织进行诉讼的需要,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这一立法目的看,目前司法鉴定机构存在着不适应公民、组织进行诉讼的需要以及不利于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状况。这种不适应,可以归结为一点:司法鉴定丧失了他本来应当具有的权威性。颁布决定的法律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为了解决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司法鉴定的权威,使司法鉴定的作用得以真正发挥。